如何克服粵港澳大灣區內部阻力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540563/%E5%A6%82%E4%BD%95%E5%85%8B%E6%9C%8D%E7%B2%B5%E6%B8%AF%E6%BE%B3%E5%A4%A7%E7%81%A3%E5%8D%80%E5%85%A7%E9%83%A8%E9%98%BB%E5%8A%9B
中港矛盾持續惡化，兩地融合鬧得沸沸揚揚。政治問題終須政治解決，要修補撕裂少不免要一場大和解。粵港澳大灣區被載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港澳珠三角城市群將會協同發展，發揮地緣優勢，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級灣區經濟看齊。
香港多項大型跨境基建將於近年落成，硬件充足亦需軟件配合。面對深層次矛盾，本文不從政治角度出發，希望用社會經濟方式，克服香港的內部阻力，使香港立足於國際競爭的舞台。
舊金山灣區是高科技創新的先鋒，紐約灣區是全球金融業的中心，東京灣區是先進製造業的基地。灣區經濟既有共同特徵也有共同問題，在成為國家經濟核心的同時，高度集中的經濟活動吸引國內外投資，推高地價和生活成本。香港擁有自由開放的市場，憑其現代服務業樞紐的地位，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內不可能在聚集效應中獨善其身，脫離整體經濟趨勢。
香港地價高企眾所周知，不過其他灣區城市的樓市問題亦不容小覷。美國顧問公司Demographia在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中，香港連續7年被評為全球第一難，三藩市第九，紐約第二十一，東京第三十六。頻繁的經濟活動也拉高日常消費水平，跟據經濟學人智庫2017年度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香港的生活開支排名全球第二高，東京第四，紐約第九，三藩市第三十二。
深度融合考驗承受能力
港澳服務業發達，不管是港澳特區為了搶先開發內地市場，抑或是廣東省希望帶動珠三角產業轉型，服務業融合將會是互惠互利的合作焦點。有異於商品貿易，放寬出入口管制、通關便利化對服務業融合並非最重要，跨境服務貿易要高度自由化必須加強人員流動。緊密的人員交流卻會令生活環境更為擠迫。運輸署資料顯示，香港每天過境旅客已由2003年的35萬人次倍升至2016年的81萬人次；在口岸處理、交通載客、住宿接待，旅遊設施等方面都考驗着城市的負荷能力。
受惠於跨國公司、中資機構、民營企業陸續設立亞太總部或地區辦事處，香港已具區域CBD的雛形。發展總部經濟的過程把市場銷售、研發設計，財資服務等高增值環節保留在本地，加工製造則向外地遷移。一方面替香港累積資金、人才和技術，另一方面導致企業互相競價，結果就是商業成本愈來愈高。按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現時寫字樓和零售舖位的租金增幅均比2003年高出3倍。
與其他城市或州份之間的合作不同，廣東省與港澳特區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制度，銜接過程將會比其他灣區城市群產生更大阻力。總結不同國家經驗，相對獨立的政體一般更抗拒區域融合，因為社會內部與外來政體的摩擦，令自治權須要妥協，也會因為面臨更多專業人才與低技術勞工的競爭，令就業機會受到挑戰；亦會因為商家財團與受薪階層的矛盾，令發展成果分配不均。
2013年，新加坡有一場被稱為立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背後原因便是抗議政府增加移民數目。移民問題是社會經濟問題，如果政府不能疏導人口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民間怨氣只能用政治方式去表達。不少隨着中港融合而衍生的現象，例如雙非嬰、水貨客、自由行，也從社會經濟層面演變成政治議題。
城市擴容應付地價高企
香港要容納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經濟利益，適度擴容是紓緩擠迫問題的辦法。然而，高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口岸將於近年落成，機場「三跑」自去年起動工，皇崗口岸也於明年由深圳重建，相信短期內香港對跨境設施的需求已大大減少。與此同時，建築工人短缺及老化問題嚴峻；建造業議會估計，香港中短期將欠缺10000至15000名熟練技術工人，現時註冊工人平均年齡亦達46歲，香港再興建大型基建工程的條件也更加困難。
因此，城市擴容的重點不在於開拓空間，而是要充分利用相繼投入服務的基建項目，為經濟活動分流，突破發展瓶頸。以爭取在今年年底完工的港珠澳大橋為例，大橋出口鄰近機場運輸及陸路交通，專注物流業務，有助連接珠江東西兩岸的客貨流量。聯同亞洲國際博覽館和機場島北商業區，橋頭經濟有望發展成集會展、商務與物流於一身的北大嶼山走廊。
老大難的房屋問題因灣區經濟而加劇，只有增建公營房屋才能滿足殷切的住屋需求。輿論經常利用新加坡的組屋和香港的資助房屋作比較，指出香港居住在公營房屋的人口只有45%，遠遠不及超過80%的新加坡。雖然新港兩地政策方針有結構性差異，難以直接比較，但無可否認的是新加坡政府投放了更多資源去安置新增人口，所以在輸入勞動力時，可以制定更進取的措施。
為了應付屢創新高的樓價，自置居所的步伐需要加快，讓更多市民成為業主，享受高地價帶來的資產增值。除了新增住宅單位外，局方還可以考慮擴大公營房屋私有化的規模，減輕物業漲價對潛在買家的壓力。具體方案有不同選擇，現時比較多人討論把補地價鎖定為入住時的水平，以及容許住戶把未補地價的單位出租。
整合治理機制創造宜居環境
有些港人為了靠近工作地點、照顧親人、改善居住空間、回鄉養老，或種種個人原因而搬往廣東省和澳門居住。粵港澳擁有獨立的公共服務系統，離開原居地就等於失去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福利。部分新移民不適應香港生活，所以為單程證人士設計的返回機制已於去年試行。日前，深圳又宣布容許港澳學生入讀深圳學校，協助單非、雙非及其他跨境學童回流。由此觀之，三地政府有需要整合一套互通的社會治理制度，創造宜居環境，讓願意離港居住的市民有多一個選擇。
一般而言，公共服務機構較難遷移到其他城市運作，不過部分公共服務採取「錢隨人走」的模式，率先打破地域限制。粵港澳政府可以設立登記制度，方便市民在非原居地享用公共福利，使用互相認可的服務機構。社會福利署的「養老計劃」和「廣東計劃」，已經接受搬遷至內地居住的長者領取綜援及高齡津貼。未來更可以推行先導計劃，選定一些診所和學校向有關部門註冊，歡迎港人使用醫療券和學券。
政府與民間需要雙管齊下，深化合作，在社會經濟問題發酵成政治問題前及早處理。目前，粵港及粵澳合作各有聯席會議制度，港澳合作也設有高層會議制度，不過以上機制甚少觸及粵港澳地區的共同議題，基本上都是獨立運作，粵港和港澳會議便是分別由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主持。長遠要鞏固三地政府的合作模式，應考慮建立統一的區域治理協調機制，讓粵港澳政府高層定期會面，統籌整項發展規劃，解決合作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難題。
政府提出的合作項目涉及公帑，尤其敏感，讓公民社會在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等範疇積極參與，會比政府主導承受較少政治壓力。去年政府推出「一帶一路」獎學金，爭議不斷，一直未獲立法會撥款。其實有些商會、半官方機構和民間團體也會資助類似的學生交流、暑期實習和獎勵計劃，反對聲音少之又少。借助公民社會的力量，可以更順利地聯繫鄰近城市，促進友好往來。
區域融合是機遇也是挑戰，資金和人流滙聚需要城市擴容和制度整合去承載。全球經濟格局趨向區域化，灣區城市群競爭成為地緣經貿中心。環球局勢風高浪急，我們要糾纏於政治爭拗中蹉砣歲月，還是要尋求最大公約數，共同創造社會經濟價值？香港若要在國際舞台上保存核心優勢，不能故步自封，倒要向濤頭立，克服內部阻力，構築粵港澳大灣區，搶佔區域發展的戰略位置。
潘學智為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研究助理
宋恩榮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副所長
如何克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阻力 全國港澳研究會 2017年4月14日
如何克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阻力
香港多项大型跨境基建将于近年落成，硬件充足亦需软件配合。面对深层次矛盾，本文不从政治角度出发，希望用社会经济方式，克服香港的内部阻力，使香港立足于国际竞争的舞台。
旧金山湾区是高科技创新的先锋，纽约湾区是全球金融业的中心，东京湾区是先进制造业的基地。湾区经济既有共同特征也有共同问题，在成为国家经济核心的同时，高度集中的经济活动吸引国内外投资，推高地价和生活成本。香港拥有自由开放的市场，凭其现代服务业枢纽的地位，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可能在聚集效应中独善其身，脱离整体经济趋势。
香港地价高企众所周知，不过其他湾区城市的楼市问题亦不容小觑。美国顾问公司Demographia在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楼价负担能力调查》中，香港连续7年被评为全球第一难，旧金山第九，纽约第二十一，东京第三十六。频繁的经济活动也拉高日常消费水平，跟据经济学人智库2017年度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香港的生活开支排名全球第二高，东京第四，纽约第九，旧金山第三十二。
深度融合考验承受能力
港澳服务业发达，不管是港澳特区为了抢先开发内地市场，抑或是广东省希望带动珠三角产业转型，服务业融合将会是互惠互利的合作焦点。有异于商品贸易，放宽出入口管制、通关便利化对服务业融合并非最重要，跨境服务贸易要高度自由化必须加强人员流动。紧密的人员交流却会令生活环境更为挤迫。运输署资料显示，香港每天过境旅客已由2003年的35万人次倍升至2016年的81万人次；在口岸处理、交通载客、住宿接待，旅游设施等方面都考验着城市的负荷能力。
受惠于跨国公司、中资机构、民营企业陆续设立亚太总部或地区办事处，香港已具区域CBD的雏形。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把市场销售、研发设计，财资服务等高增值环节保留在本地，加工制造则向外地迁移。一方面替香港累积资金、人才和技术，另一方面导致企业互相竞价，结果就是商业成本愈来愈高。按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现时写字楼和零售铺位的租金增幅均比2003年高出3倍。
与其他城市或州份之间的合作不同，广东省与港澳特区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衔接过程将会比其他湾区城市群产生更大阻力。总结不同国家经验，相对独立的政体一般更抗拒区域融合，因为社会内部与外来政体的摩擦，令自治权须要妥协，也会因为面临更多专业人才与低技术劳工的竞争，令就业机会受到挑战；亦会因为商家财团与受薪阶层的矛盾，令发展成果分配不均。
2013年，新加坡有一场被称为立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背后原因便是抗议政府增加移民数目。移民问题是社会经济问题，如果政府不能疏导人口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民间怨气只能用政治方式去表达。不少随着中港融合而衍生的现象，例如双非婴、水货客、自由行，也从社会经济层面演变成政治议题。
城市扩容应付地价高企
香港要容纳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经济利益，适度扩容是纾缓挤迫问题的办法。然而，高铁、港珠澳大桥和莲塘口岸将于近年落成，机场「三跑」自去年起动工，皇岗口岸也于明年由深圳重建，相信短期内香港对跨境设施的需求已大大减少。与此同时，建筑工人短缺及老化问题严峻；建造业议会估计，香港中短期将欠缺10000至15000名熟练技术工人，现时注册工人平均年龄亦达46岁，香港再兴建大型基建工程的条件也更加困难。
因此，城市扩容的重点不在于开拓空间，而是要充分利用相继投入服务的基建项目，为经济活动分流，突破发展瓶颈。以争取在今年年底完工的港珠澳大桥为例，大桥出口邻近机场运输及陆路交通，专注物流业务，有助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客货流量。联同亚洲国际博览馆和机场岛北商业区，桥头经济有望发展成集会展、商务与物流于一身的北大屿山走廊。
老大难的房屋问题因湾区经济而加剧，只有增建公营房屋才能满足殷切的住屋需求。舆论经常利用新加坡的组屋和香港的资助房屋作比较，指出香港居住在公营房屋的人口只有45%，远远不及超过80%的新加坡。虽然新港两地政策方针有结构性差异，难以直接比较，但无可否认的是新加坡政府投放了更多资源去安置新增人口，所以在输入劳动力时，可以制定更进取的措施。
为了应付屡创新高的楼价，自置居所的步伐需要加快，让更多市民成为业主，享受高地价带来的资产增值。除了新增住宅单位外，局方还可以考虑扩大公营房屋私有化的规模，减轻物业涨价对潜在买家的压力。具体方案有不同选择，现时比较多人讨论把补地价锁定为入住时的水平，以及容许住户把未补地价的单位出租。
整合治理机制创造宜居环境
有些港人为了靠近工作地点、照顾亲人、改善居住空间、回乡养老，或种种个人原因而搬往广东省和澳门居住。粤港澳拥有独立的公共服务系统，离开原居地就等于失去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福利。部分新移民不适应香港生活，所以为单程证人士设计的返回机制已于去年试行。日前，深圳又宣布容许港澳学生入读深圳学校，协助单非、双非及其他跨境学童回流。由此观之，三地政府有需要整合一套互通的社会治理制度，创造宜居环境，让愿意离港居住的市民有多一个选择。
一般而言，公共服务机构较难迁移到其他城市运作，不过部分公共服务采取「钱随人走」的模式，率先打破地域限制。粤港澳政府可以设立登记制度，方便市民在非原居地享用公共福利，使用互相认可的服务机构。社会福利署的「养老计划」和「广东计划」，已经接受搬迁至内地居住的长者领取综援及高龄津贴。未来更可以推行先导计划，选定一些诊所和学校向有关部门注册，欢迎港人使用医疗券和学券。
政府与民间需要双管齐下，深化合作，在社会经济问题发酵成政治问题前及早处理。目前，粤港及粤澳合作各有联席会议制度，港澳合作也设有高层会议制度，不过以上机制甚少触及粤港澳地区的共同议题，基本上都是独立运作，粤港和港澳会议便是分别由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主持。长远要巩固三地政府的合作模式，应考虑建立统一的区域治理协调机制，让粤港澳政府高层定期会面，统筹整项发展规划，解决合作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难题。
政府提出的合作项目涉及公帑，尤其敏感，让公民社会在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等范畴积极参与，会比政府主导承受较少政治压力。去年政府推出「一带一路」奖学金，争议不断，一直未获立法会拨款。其实有些商会、半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也会资助类似的学生交流、暑期实习和奖励计划，反对声音少之又少。借助公民社会的力量，可以更顺利地联系邻近城市，促进友好往来。
区域融合是机遇也是挑战，资金和人流汇聚需要城市扩容和制度整合去承载。全球经济格局趋向区域化，湾区城市群竞争成为地缘经贸中心。环球局势风高浪急，我们要纠缠于政治争拗中蹉砣岁月，还是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共同创造社会经济价值？香港若要在国际舞台上保存核心优势，不能故步自封，倒要向涛头立，克服内部阻力，构筑粤港澳大湾区，抢占区域发展的战略位置。
潘学智为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研究助理
宋恩荣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副所长
因此，城市扩容的重点不在于开拓空间，而是要充分利用相继投入服务的基建项目，为经济活动分流，突破发展瓶颈。以争取在今年年底完工的港珠澳大桥为例，大桥出口邻近机场运输及陆路交通，专注物流业务，有助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客货流量。联同亚洲国际博览馆和机场岛北商业区，桥头经济有望发展成集会展、商务与物流于一身的北大屿山走廊。
老大难的房屋问题因湾区经济而加剧，只有增建公营房屋才能满足殷切的住屋需求。舆论经常利用新加坡的组屋和香港的资助房屋作比较，指出香港居住在公营房屋的人口只有45%，远远不及超过80%的新加坡。虽然新港两地政策方针有结构性差异，难以直接比较，但无可否认的是新加坡政府投放了更多资源去安置新增人口，所以在输入劳动力时，可以制定更进取的措施。
为了应付屡创新高的楼价，自置居所的步伐需要加快，让更多市民成为业主，享受高地价带来的资产增值。除了新增住宅单位外，局方还可以考虑扩大公营房屋私有化的规模，减轻物业涨价对潜在买家的压力。具体方案有不同选择，现时比较多人讨论把补地价锁定为入住时的水平，以及容许住户把未补地价的单位出租。
整合治理机制创造宜居环境
有些港人为了靠近工作地点、照顾亲人、改善居住空间、回乡养老，或种种个人原因而搬往广东省和澳门居住。粤港澳拥有独立的公共服务系统，离开原居地就等于失去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福利。部分新移民不适应香港生活，所以为单程证人士设计的返回机制已于去年试行。日前，深圳又宣布容许港澳学生入读深圳学校，协助单非、双非及其他跨境学童回流。由此观之，三地政府有需要整合一套互通的社会治理制度，创造宜居环境，让愿意离港居住的市民有多一个选择。
一般而言，公共服务机构较难迁移到其他城市运作，不过部分公共服务采取「钱随人走」的模式，率先打破地域限制。粤港澳政府可以设立登记制度，方便市民在非原居地享用公共福利，使用互相认可的服务机构。社会福利署的「养老计划」和「广东计划」，已经接受搬迁至内地居住的长者领取综援及高龄津贴。未来更可以推行先导计划，选定一些诊所和学校向有关部门注册，欢迎港人使用医疗券和学券。
政府与民间需要双管齐下，深化合作，在社会经济问题发酵成政治问题前及早处理。目前，粤港及粤澳合作各有联席会议制度，港澳合作也设有高层会议制度，不过以上机制甚少触及粤港澳地区的共同议题，基本上都是独立运作，粤港和港澳会议便是分别由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主持。长远要巩固三地政府的合作模式，应考虑建立统一的区域治理协调机制，让粤港澳政府高层定期会面，统筹整项发展规划，解决合作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难题。
政府提出的合作项目涉及公帑，尤其敏感，让公民社会在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等范畴积极参与，会比政府主导承受较少政治压力。去年政府推出「一带一路」奖学金，争议不断，一直未获立法会拨款。其实有些商会、半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也会资助类似的学生交流、暑期实习和奖励计划，反对声音少之又少。借助公民社会的力量，可以更顺利地联系邻近城市，促进友好往来。
区域融合是机遇也是挑战，资金和人流汇聚需要城市扩容和制度整合去承载。全球经济格局趋向区域化，湾区城市群竞争成为地缘经贸中心。环球局势风高浪急，我们要纠缠于政治争拗中蹉砣岁月，还是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共同创造社会经济价值？香港若要在国际舞台上保存核心优势，不能故步自封，倒要向涛头立，克服内部阻力，构筑粤港澳大湾区，抢占区域发展的战略位置。
潘学智为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研究助理
宋恩荣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副所长
建造業是港發展主要瓶頸 星島日報 2017年4月6日
建造業是港發展主要瓶頸
最近特首選舉，每位參選人的政綱都長達數十頁，可謂巨細無遺。四位參選人都強調要大力增闢土地及興建房屋，可是都沒有提到香港建造業工人不足及成本高昂，根本難以進行更大規模的建設。
建造業是香港發展的主要瓶頸，香港年輕人不願意進入建築業工作，建築工人不斷老化，平均年齡已達四十六歲，生產力難以提高。香港建築成本不斷上漲，成本之高令人咋舌。根據建築資產設計及諮詢公司凱諦思(Arcadis) 二○一七年三月發布的調查顯示，香港建築成本僅次於紐約成為全球第二高，在亞洲城市中，則超越東京成為亞洲最高，是以香港大型工程不斷出現延誤及超支。
在港英年代，政府能迅速建設赤鱲角機場並完成龐大的玫瑰園計畫，靠的是入口建築工人，可是香港回歸後卻因為政治阻力無法入口建築工人。建築業的瓶頸一天不解決，香港便難以大量增闢土地、興建房屋及發展新市鎮。香港住屋難、青年上樓難的問題也難以解決。
回歸二十年來 香港經濟表現強差人意，雖然有溫和增長，表現卻遠不如新加坡。二十年來，新加坡人均GDP的名義增長率，每年平均為百分之三點七五，比香港高出接近一個百分點。在一九九七年，香港的人均GDP為二萬二千六百美元，比新加坡高出約百分之六。
到了二○一六年，香港的人均GDP只有四萬零二百美元，新加坡卻為五萬二千八百美元，比香港反超前二成五。
其實香港背靠增長極為迅速的中國經濟，外部條件比新加坡更為優越。可是香港內部矛盾尖銳，政府決策及執行能力較弱，未能充分利用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經濟增長離不開需求與供給因素。
在需求方面，中國市場對香港服務的需求龐大（包括貿易、金融、保險、商業、旅遊、醫療及教育等服務），需求往往超出香港的負荷。香港毋須憂慮需求不足，卻要擔心供應能力追不上需求。香港增長的瓶頸主要在供給方面，需要擴張容量。香港與新加坡的土地與天然資源都短缺，同樣面對出生率低及人口老化的問題。擴容的主要手段是增闢土地、入口勞工及技術創新。新加坡政府大力填海增闢土地，大量輸入勞工及技術，積極推動創新，成績亮麗。反觀香港政府決策緩慢，被內部矛盾拖後腿，增闢土地進展遲緩，輸入人才及發展創新科技成效不彰，總體表現乏善足陳。
輸入工人解決問題
如今特區政府換屆，香港有重新出發的機會，可是入口建造業工人是香港的政治禁區，四位參選人都不敢提出以入口勞工來解決香港建造業的瓶頸。筆者希望新的特首能夠真的「議而有決、決而有行」，在修補社會撕裂，創造比較和諧的氣氛之後，能夠打破政冶禁區，靈活入口建造業工人，解決香港發展的瓶頸。
宋恩榮 「民主思路」理事香港中文大學亞太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建造業是香港發展的主要瓶頸，香港年輕人不願意進入建築業工作，建築工人不斷老化，平均年齡已達四十六歲，生產力難以提高。香港建築成本不斷上漲，成本之高令人咋舌。根據建築資產設計及諮詢公司凱諦思(Arcadis) 二○一七年三月發布的調查顯示，香港建築成本僅次於紐約成為全球第二高，在亞洲城市中，則超越東京成為亞洲最高，是以香港大型工程不斷出現延誤及超支。
在港英年代，政府能迅速建設赤鱲角機場並完成龐大的玫瑰園計畫，靠的是入口建築工人，可是香港回歸後卻因為政治阻力無法入口建築工人。建築業的瓶頸一天不解決，香港便難以大量增闢土地、興建房屋及發展新市鎮。香港住屋難、青年上樓難的問題也難以解決。
回歸二十年來 香港經濟表現強差人意，雖然有溫和增長，表現卻遠不如新加坡。二十年來，新加坡人均GDP的名義增長率，每年平均為百分之三點七五，比香港高出接近一個百分點。在一九九七年，香港的人均GDP為二萬二千六百美元，比新加坡高出約百分之六。
到了二○一六年，香港的人均GDP只有四萬零二百美元，新加坡卻為五萬二千八百美元，比香港反超前二成五。
其實香港背靠增長極為迅速的中國經濟，外部條件比新加坡更為優越。可是香港內部矛盾尖銳，政府決策及執行能力較弱，未能充分利用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經濟增長離不開需求與供給因素。
在需求方面，中國市場對香港服務的需求龐大（包括貿易、金融、保險、商業、旅遊、醫療及教育等服務），需求往往超出香港的負荷。香港毋須憂慮需求不足，卻要擔心供應能力追不上需求。香港增長的瓶頸主要在供給方面，需要擴張容量。香港與新加坡的土地與天然資源都短缺，同樣面對出生率低及人口老化的問題。擴容的主要手段是增闢土地、入口勞工及技術創新。新加坡政府大力填海增闢土地，大量輸入勞工及技術，積極推動創新，成績亮麗。反觀香港政府決策緩慢，被內部矛盾拖後腿，增闢土地進展遲緩，輸入人才及發展創新科技成效不彰，總體表現乏善足陳。
輸入工人解決問題
如今特區政府換屆，香港有重新出發的機會，可是入口建造業工人是香港的政治禁區，四位參選人都不敢提出以入口勞工來解決香港建造業的瓶頸。筆者希望新的特首能夠真的「議而有決、決而有行」，在修補社會撕裂，創造比較和諧的氣氛之後，能夠打破政冶禁區，靈活入口建造業工人，解決香港發展的瓶頸。
宋恩榮 「民主思路」理事香港中文大學亞太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