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涉及多個泛疇，包括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等等，本文集中討論經濟的全球化，主要是因為筆者專業的局限，並非因為文化、政治或社會等領域的全球化並不重要。
經濟全球化的動力
經濟全球化的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科技，特別是交通運輸（如飛機）和通訊（如互聯網），其二是市場，世界市場是最大規模的市場，可促進分工及規模經濟，經濟學的鼻祖亞當史密夫一早指出：「分工受市場的規模限制」(Specialization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急先鋒
向全球擴張是市場的固有邏輯，是以經濟全球化往往走在文化、政治及社會全球化之先。擴展貿易便是地理大發現時代（Age of Discovery）的主要動力。哥倫布發展美洲，主要是企圖打通歐洲與印度的貿易航道。當年歐洲人來華，商人便先於政府使節和宣教士到達。全球化經濟方面的進展遠超其他領域，也做成多種不平衡和難題。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完善的監管，可是國際商貿的發展，遠超國際監管的能力。我們有龐大的世界市場，卻沒有相匹配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監管機構。在民族國家政治體制的局限之下，世界監管機構（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等）注定是低效率和軟弱的機構。
因為缺乏足夠監管，國際商貿往往出現明顯的弊端，例如黑奴貿易、象牙貿易、犀牛角貿易，乃至雛妓貿易、性旅遊團等等。因鴉片貿易而開埠的香港，至今仍然是國際洗黑錢的一個中心。
經濟全球化雖然帶來不少弊端，可是全球化的趨勢不會逆轉。神創造人，並要求人「要生養眾多，遍佈地面，治理這地……」(創1:28)，這是人類活動全球化的召命。在宣揚救贖方面，也同樣有全球化的召命，「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16:15)，「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因為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的基石，我們不能對國際監管的效能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本文的目標，不在於提出全球化的經濟有何出路（我們無力在地上實行天國），祗在於分析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趨勢和影響，提供有識之士作進一步的探討和思考。
經濟全球化：實體經濟與金融活動
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四個渠道：貿易、投資、人口流動及金融流動。前三者是「實體」（real）經濟活動，而金融活動的本意是便利和配合經濟實體活動。不過，現代經濟的金融活動相對獨立，往往反客為主，甚至主宰實體經濟活動，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便對實體經濟有十分惡劣的影響。
本文首先討論實體經濟全球化的三個渠道（貿易、投資及人口流動），特別著重經濟全球化對全球所得分配的影響，然後才討論國際金融活動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里程碑：東方進入世界市場
在1989至1992年間，世界經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89年柏林圍牆崩潰，隨後蘇聯集團解體。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全面開放，而印度經濟亦於1991年開放。本文統稱蘇聯集團、中國及印度為「東方」。「東方」的人口達全球一半以上，而在短短幾年之間，東方的開放使全球一半人口進入世界市場。
經濟全球化對所得分配的影響
實體經濟的全球化，通過貿易、投資及人口流動三個渠道，三個渠道的流動都會增加落後地區（東方）的工資，卻壓抑發達地區（西方）的工資，結果是壓縮東、西兩方的工資差距。東方進入世界市場，也提高了全球資本的回報，主要是企業的產品可行銷更大的市場。此外，品牌、技術和研發的回報也同樣上升。
壓縮全球工資差距的三個途徑
東方參與世界市場的三個途徑(勞工流動、投資和貿易)，都會壓縮東、西方的工資差距。人口流動主要是東方的工人到西方打工，會壓低西方的工資。至於東方的工資，則會因工人減少而有所提高。
國際投資主要是西方的企業轉移到東方尋求廉價勞工，此舉使西方的勞工需求減少，壓抑西方的工資，不過卻增加東方的勞工需求，增加東方的工資。
國際貿易，主要是東方向西方出口勞動力密集的產品（如成衣、塑膠花），此舉與出口勞工相似，而西方則由東方入口勞力密集的產品，此舉與入口勞工相似，結果是壓抑西方的工資和提高東方的工資。
在三個途徑之中，勞工流動對工資的影響最強，而國際貿易對工資的影響則最弱。國際貿易對工資差距的影響較弱，主要是因為國民產值中通常約有一半是服務業。制造業的產品一般是「可貿易」的產品，即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入口，是以本地製造業產品難免入口產品的競爭，本地製造業的工人亦要面對入口產品的威脅。服務卻是無形的，往往是「不可貿易的」，即難以通過國際貿易進口，是以本地服務業的工人可以免於入口的競爭，其就業機會也有天然的保障。例如美國汽車生產業（製造業）需面對入口汽車的競爭，其工人就業會受入口汽車威脅，可是美國汽車司機行業（服務業）的服務卻只能在美國本土提供而不能入口，是以國際貿易對美國汽車司機的就業沒有直接影響。
國際投資對壓縮東西兩方的工資差距的影響超過國際貿易。服務一般不能入口，可是大企業卻可以把西方的後勤服務（如數據輸入、會計服務、飛機維修、電話查詢服務、傳呼台或秘書台服務等等）透過國際投資轉移到東方。通過國際投資，西方在後勤服務工作的工人，也要面對東方廉價勞工的威脅，不過西方服務業直接面對顧客的台前服務（如餐館侍應）卻不能搬到東方，是以國際投資對西方的台前服務員沒有直接威脅。
在三個壓縮東西兩方工資差距的渠道中，勞工流動的影響最大。如果西方容許入口東方勞工，西方的工人會全面面對競爭，就是台前服務員的就業也受到威脅。此外，新移民會成為社會福利的負擔，是以自從福利國家在二十世紀興起，西方便嚴格控制移民。十九世紀時還未有福利國家，移民遠較今天自由，當時美國和其他新世界的國家（澳洲、紐西蘭等）便大量吸收外來移民。今天號稱「全球化」的世界，勞工流動其實遠不及十九世紀，不過國際貿易及國際投資的重要性卻遠超十九世紀。本文將集中討論國際貿易及投資對所得分配的影響。
全球化如何影響東方的所得分配
所得分配受多種因素影響，如政治權力分配，貪污、教育、物業擁有分配等等。本文假定以上因素不變，集中討論國際貿易及投資對所得分配的影響。國際貿易及投資使東方的工資上升，使東方的所得分配趨向改善。可是經濟全球化也使東方的資本、品牌（如阿里巴巴）、技術和專利的報酬上升[1]，是以對東方的所得分配總效果並不確定，不過隨著工資上升，東方的絕對貧窮應該減少。
全球化如何影響西方及全球的所得分配
國際貿易及投資使西方的工資下降，同時使西方的資本、品牌、專利和科技的報酬上升（全球主要的品牌、專利和科技都在西方）。西方企業的產品可行銷更大的市場，也可透過投資東方雇用更多工人。西方的所得分配會惡化，更會出現「貧者越貧」（工人工資下降）及「富者越富」的現象。全球化對西方的所得分配的影響甚為惡劣。
從全球的視野出發，國際貿易和投資對世界所所得分配卻有兩種相反的影響：通過壓縮東西兩方的工資差距，全球所得分配應該改善，不過提高品牌、專利和科技的報酬，卻會使全球所得分配惡化。那一種影響較大，是個實證的問題。
全球貧富差距的變化
我們從經濟理論的角度論述國際貿易和投資對全球貧富差距的影響，不過經濟全球化祗是影響貧富差距變化的眾多因素的一個。在現實世界，其他因素的影響可能超過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是以我們需要具體探索全球貧富差距的變化。
探索全球收入不圴的變化，需要眾多國家大量住户入息的數據。經濟學者米蘭奴域
(Milanovic, 2012) 搜集了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住戶調查資料，計算全球人口收入不均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此系數大約高達0.7，遠高於任何－國的堅尼系數，這是因為全球的堅尼系數不單止反映一國之內的收入差距，也包括不同國家間的收入差距。分析發現，全球的貧富不均，三分之二來自國與國的差別，祗有三分之一來自國內的不均。
自歐洲工業革命後，全球的貧富差距長期上升，即西方日漸富裕，與東方的差距日益拉闊。不過最近十多年，全球收入不均首次下降，主要是有幾個人口眾多的窮國（包括中國、印度、印尼及巴西），通過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人均收入大幅上升，其中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脫貧，而印度亦有三億人脫貧。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的經驗說明，國際貿易和投資可幫助東方以億計的貧民脫貧，亦改善全球的貧富不均。窮國的改革開放，是經濟發展和減少全球貧富差距的最有效途徑（雷鼎鳴，2014）。
圖一顯示全球按百分等排列的所得分佈，其實質收入（以2005年購買力平價計算）在1988年至2008年間的變化。在此十年間，全球收入排名在5%至75%的人口（約四十餘億，佔全球人口七成，包括全球最窮的和中間大多數）實質收入都有所增加。排名在15%到65%的人口（約三十億，佔全球人口一半）的實質收入更大幅增加七成或以上，說明此期間窮國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十分成功。經濟全球化對改善窮國收入雖然成績亮麗，可是西方卻會因經濟全球化而出現貧富懸殊。圖一顯示，在1988至2008年，富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明顯擴大。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約五、六千萬人)，實質收入上升了約六成，全球最高的10%人口，實質收入也有明顯增加，可是全球收入排名在80%至90%的人口（約五億多人，多數是富國的中下收入階層），收入卻停滯甚至下降。
今天知識界對經濟全球化的論述相當負面，認為經濟全球化引致貧富懸殊，此論述其實十分錯誤。經濟全球化的確使富國內部出現兩極分化，可是使窮國得益，而窮國人口佔全球的大多數。知識界對經濟全球化的論述流於片面，其實反映知識界只關心國內（主要是富國之內）而非全球的福祉。富國之內的中下層階要面對窮國的競爭，其收入停滯不前甚至下降，成為西方嚴重的政治議題，至於經濟全球化使全球大部分人得益，卻非西方的關切。作為基督徒，我們的眼界應超越民族國家，更應關心全球的窮人，基督徒對經濟全球化的論述，不應被西方的眼界局限。
香港的處境
在上世紀的五十和六十年代，香港有大量來自難民和移民的廉價勞工，那時香港是東方的一部分。當年香港出口大量勞動力密集的產品，勞工的需求因出口猛增，香港在五十年代末已達到充分就業，工資開始上升，所得分配亦有所改善。隨著經濟迅速發展，香港祗用了一代人的時間便富裕起來，到八十年代便成為西方的成員。作為富裕地區，香港要面對東方廉價勞工的競爭。因為香港地緣與血緣與大陸十分接近，是以與其他西方的地區比較，香港面對的競爭更為激烈。香港的製造業比其他西方地區的製造業更容易外移（北上祗是一小時的旅程），香港的服務業也同樣面對內地的競爭（市民容易北上吃飯、唱卡啦OK、按摩等等），香港更需面對外勞壓力，包括非法勞工的壓力。經濟全球化對東方和西方的所得分配，恰恰有相反的影響。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所得分配便隨著製造業外移而不斷惡化。
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的經驗，與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十分相似，四小龍都是通過出口勞工密集的產品推動經濟發展。其所得分配同樣改善。在成功發展經濟之後，四小龍都通過投資把其低端製造業遷移到中國大陸或其他低工資地區，而在這個發展階段，四小龍的所得分配都出現惡化，總括而言，在經濟起飛的階段，經濟全球化推動所得上升，貧者差距減少，社會容易出現和諧和蒸蒸日上的面貌，可是在經濟成功起飛之後，經濟全球化卻容易帶來社會矛盾及紛爭。
自開埠以來，香港便是自由港，－向奉行零關稅和自由貿易，主流思潮亦十分開改。不過隨著香港成為富裕社會，香港非技術工人和低下階層面對的競爭壓力不斷上升。近年因為自由行旅客猛增和內地孕婦在港產子等等問題，排外和保護主義的思潮更以本土主義的形式興起。
筆者認為香港政府有責任擴充香港接待外來旅客的能力，亦要管理外來旅客做成的社會沖擊，不過狹隘的排外思潮並不可取。從香港的發展需要來看，閉關自守無疑是經濟自殺。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更不應挑起族群的仇恨和矛盾。信徒的視角應超越香港彈丸之地，關心全國乃至萬族萬邦。
金融全球化及全球金融危機
金螎市場的目的，是支援和配合實體經濟活動，不過金融市場容易出現泡沫和泡沫爆破的危機。每當金融市場出現泡沫和危機，金融活動便反客為主，主宰實體經濟活動。
金融市場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即金融產品的供應者（如發行股票的企業），對其產品的瞭解遠比小市民多。金融產品的結構十分複雜，小市民容易被誤導，再加上人類貪婪的本性，金融市場的泡沫和危機便重覆上演。新的金融產品不斷湧現，政府監管注定落後於新產品的發展。一國之內的金融監管已經十分困難，國際金融監管更是難上加難，在以國家民族為主體的政治結構下，國際金融的監管注定是低效和軟弱的，我們不能對國際金融監管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金融市場的運作，對明白複雜金融產品、有豐富投資經驗或者有靈通信息的人十分有利，而這些人往往是極少數。－般小投資者，能在金融市場獲得厚利的並不多。在1998至2008年，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實質收入上升了六成，部分是得益於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本質，也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提高了資本、技術和品牌的回報。
1989年柏林圍牆崩塌，是全球化向前大步邁進的里程碑。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卻是全球化的挫敗。在金融海嘯之後，國際資金流動、貿易及投資都萎縮。隨著各國政府加強監管，國際資金流動的障礙也相應上升。如果柏林圍牆倒塌標誌東方的開放，金融海嘯可能標誌西方的沒落。
在長遠而言，東方的經濟實力可能超過西方，不過全球化的過程相信仍會繼續，如先知但以理所言，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知理就必增長」（但12:4）。
參考書目
Milanovic, Branko, 2012.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by the Numbers: in History and Now”,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259,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eam, November.
雷鼎鳴，2014. 「怎樣降低全球貧富差距」，信報6月10日。
[1]傳統的赫克歇爾－奧林(Heckscher-Ohlin)模型，衹考慮勞動力及資本兩種生產要素。窮國的資本短缺，是以其報酬較富國的為高，國際貿易及投資應使窮國的資本的報酬下降。本文卻認為東方的改革開放應使窮國的資本的報酬上升，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東方對市場和企業有多種限制，壓抑資本的報酬和品牌及科技的報酬。改革開放使東方的企業能自由運作，應提高東方的資本、品牌和科技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