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粵港澳大灣區內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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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矛盾持續惡化，兩地融合鬧得沸沸揚揚。政治問題終須政治解決，要修補撕裂少不免要一場大和解。粵港澳大灣區被載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港澳珠三角城市群將會協同發展，發揮地緣優勢，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級灣區經濟看齊。
香港多項大型跨境基建將於近年落成，硬件充足亦需軟件配合。面對深層次矛盾，本文不從政治角度出發，希望用社會經濟方式，克服香港的內部阻力，使香港立足於國際競爭的舞台。
舊金山灣區是高科技創新的先鋒，紐約灣區是全球金融業的中心，東京灣區是先進製造業的基地。灣區經濟既有共同特徵也有共同問題，在成為國家經濟核心的同時，高度集中的經濟活動吸引國內外投資，推高地價和生活成本。香港擁有自由開放的市場，憑其現代服務業樞紐的地位，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內不可能在聚集效應中獨善其身，脫離整體經濟趨勢。
香港地價高企眾所周知，不過其他灣區城市的樓市問題亦不容小覷。美國顧問公司Demographia在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中，香港連續7年被評為全球第一難，三藩市第九，紐約第二十一，東京第三十六。頻繁的經濟活動也拉高日常消費水平，跟據經濟學人智庫2017年度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香港的生活開支排名全球第二高，東京第四，紐約第九，三藩市第三十二。
深度融合考驗承受能力
港澳服務業發達，不管是港澳特區為了搶先開發內地市場，抑或是廣東省希望帶動珠三角產業轉型，服務業融合將會是互惠互利的合作焦點。有異於商品貿易，放寬出入口管制、通關便利化對服務業融合並非最重要，跨境服務貿易要高度自由化必須加強人員流動。緊密的人員交流卻會令生活環境更為擠迫。運輸署資料顯示，香港每天過境旅客已由2003年的35萬人次倍升至2016年的81萬人次；在口岸處理、交通載客、住宿接待，旅遊設施等方面都考驗着城市的負荷能力。
受惠於跨國公司、中資機構、民營企業陸續設立亞太總部或地區辦事處，香港已具區域CBD的雛形。發展總部經濟的過程把市場銷售、研發設計，財資服務等高增值環節保留在本地，加工製造則向外地遷移。一方面替香港累積資金、人才和技術，另一方面導致企業互相競價，結果就是商業成本愈來愈高。按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現時寫字樓和零售舖位的租金增幅均比2003年高出3倍。
與其他城市或州份之間的合作不同，廣東省與港澳特區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制度，銜接過程將會比其他灣區城市群產生更大阻力。總結不同國家經驗，相對獨立的政體一般更抗拒區域融合，因為社會內部與外來政體的摩擦，令自治權須要妥協，也會因為面臨更多專業人才與低技術勞工的競爭，令就業機會受到挑戰；亦會因為商家財團與受薪階層的矛盾，令發展成果分配不均。
2013年，新加坡有一場被稱為立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背後原因便是抗議政府增加移民數目。移民問題是社會經濟問題，如果政府不能疏導人口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民間怨氣只能用政治方式去表達。不少隨着中港融合而衍生的現象，例如雙非嬰、水貨客、自由行，也從社會經濟層面演變成政治議題。
城市擴容應付地價高企
香港要容納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經濟利益，適度擴容是紓緩擠迫問題的辦法。然而，高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口岸將於近年落成，機場「三跑」自去年起動工，皇崗口岸也於明年由深圳重建，相信短期內香港對跨境設施的需求已大大減少。與此同時，建築工人短缺及老化問題嚴峻；建造業議會估計，香港中短期將欠缺10000至15000名熟練技術工人，現時註冊工人平均年齡亦達46歲，香港再興建大型基建工程的條件也更加困難。
因此，城市擴容的重點不在於開拓空間，而是要充分利用相繼投入服務的基建項目，為經濟活動分流，突破發展瓶頸。以爭取在今年年底完工的港珠澳大橋為例，大橋出口鄰近機場運輸及陸路交通，專注物流業務，有助連接珠江東西兩岸的客貨流量。聯同亞洲國際博覽館和機場島北商業區，橋頭經濟有望發展成集會展、商務與物流於一身的北大嶼山走廊。
老大難的房屋問題因灣區經濟而加劇，只有增建公營房屋才能滿足殷切的住屋需求。輿論經常利用新加坡的組屋和香港的資助房屋作比較，指出香港居住在公營房屋的人口只有45%，遠遠不及超過80%的新加坡。雖然新港兩地政策方針有結構性差異，難以直接比較，但無可否認的是新加坡政府投放了更多資源去安置新增人口，所以在輸入勞動力時，可以制定更進取的措施。
為了應付屢創新高的樓價，自置居所的步伐需要加快，讓更多市民成為業主，享受高地價帶來的資產增值。除了新增住宅單位外，局方還可以考慮擴大公營房屋私有化的規模，減輕物業漲價對潛在買家的壓力。具體方案有不同選擇，現時比較多人討論把補地價鎖定為入住時的水平，以及容許住戶把未補地價的單位出租。
整合治理機制創造宜居環境
有些港人為了靠近工作地點、照顧親人、改善居住空間、回鄉養老，或種種個人原因而搬往廣東省和澳門居住。粵港澳擁有獨立的公共服務系統，離開原居地就等於失去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福利。部分新移民不適應香港生活，所以為單程證人士設計的返回機制已於去年試行。日前，深圳又宣布容許港澳學生入讀深圳學校，協助單非、雙非及其他跨境學童回流。由此觀之，三地政府有需要整合一套互通的社會治理制度，創造宜居環境，讓願意離港居住的市民有多一個選擇。
一般而言，公共服務機構較難遷移到其他城市運作，不過部分公共服務採取「錢隨人走」的模式，率先打破地域限制。粵港澳政府可以設立登記制度，方便市民在非原居地享用公共福利，使用互相認可的服務機構。社會福利署的「養老計劃」和「廣東計劃」，已經接受搬遷至內地居住的長者領取綜援及高齡津貼。未來更可以推行先導計劃，選定一些診所和學校向有關部門註冊，歡迎港人使用醫療券和學券。
政府與民間需要雙管齊下，深化合作，在社會經濟問題發酵成政治問題前及早處理。目前，粵港及粵澳合作各有聯席會議制度，港澳合作也設有高層會議制度，不過以上機制甚少觸及粵港澳地區的共同議題，基本上都是獨立運作，粵港和港澳會議便是分別由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主持。長遠要鞏固三地政府的合作模式，應考慮建立統一的區域治理協調機制，讓粵港澳政府高層定期會面，統籌整項發展規劃，解決合作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難題。
政府提出的合作項目涉及公帑，尤其敏感，讓公民社會在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等範疇積極參與，會比政府主導承受較少政治壓力。去年政府推出「一帶一路」獎學金，爭議不斷，一直未獲立法會撥款。其實有些商會、半官方機構和民間團體也會資助類似的學生交流、暑期實習和獎勵計劃，反對聲音少之又少。借助公民社會的力量，可以更順利地聯繫鄰近城市，促進友好往來。
區域融合是機遇也是挑戰，資金和人流滙聚需要城市擴容和制度整合去承載。全球經濟格局趨向區域化，灣區城市群競爭成為地緣經貿中心。環球局勢風高浪急，我們要糾纏於政治爭拗中蹉砣歲月，還是要尋求最大公約數，共同創造社會經濟價值？香港若要在國際舞台上保存核心優勢，不能故步自封，倒要向濤頭立，克服內部阻力，構築粵港澳大灣區，搶佔區域發展的戰略位置。
潘學智為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研究助理
宋恩榮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