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蛻變計劃」創會主席宋陳寶蓮致力為被捕青少年提供免費心理及法律幫助。（歐嘉樂攝）
工薪家庭出身的KC（化名），在2019年反修例期間只有16歲，因為參加11月11日的「三罷」示威時被警方搜到藏有花生油、機油等物品，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罪。由於當日衝突激烈，KC原本可能被重判，但在審訊期間，KC的中學校長把他轉介給「蛻變計劃」，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蛻變計劃」的法律團隊合共為KC向法庭呈交四份社會心理專家報告，其中一份提到他頗具音樂天份，並在「蛻變計劃」的幫助下獲得香港中文大學一位音樂教授的賞識和指點，故冀法庭從輕發落，令他重塑夢想；法官參考報告過後，將KC的刑期減少至三個半月，並勉勵他說「希望以後在香港聽到你的演奏會」。至KC刑滿出獄，「蛻變計劃」又帶領他重新規劃人生，幫他爭取出國深造的機會和獎學金，又為他提供英文補習和職業諮詢，到申請留學簽證時更為他撰寫陳情報告以免受坐監案底影響。幾經努力，KC收到台灣和澳洲等地音樂學院的錄取通知，目前正在接觸位於英國和加拿大等排名更高的學府。
作為「蛻變計劃」創會主席，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榮譽副教授宋陳寶蓮談及KC這個案例時，總是滿臉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因為能夠幫助被捕青年重回正軌。事實上，KC只是「蛻變計劃」成立一年以來所支援過的60個年輕人之一，如果計及受助對象及其家庭成員，這個團隊已經無償服務接近200人。具體而言，參照「蛻變計劃」截至今年3月底的《中期報告》，49名受助青年當中，有41人（83%）需要團隊與辯護律師緊密合作，以爭取最符合當事人利益的判決；15人（36%）需要團隊轉介尋求法律意見；21人（43%）有不自知的情緒病/精神病和發展障礙，需要轉介臨床心理學或精神科的治療。
無可否認，相對目前所有被捕人士而言（表），「蛻變計劃」所觸及的並不算多。截至2021年6月30日，警方已就2019年反修例示威活動拘捕10261人，當中有1754名未成年人士，485人已被檢控，涉及罪名包括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刑事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被捕學生則有4008名，其中1089人已被檢控。不過，對於仍然深陷撕裂的香港來說，這個沒有政府資助的志願機構已經為社會和解邁出一大步。
宋陳寶蓮憶述，去年春節期間，她與一些志同道合的學者聚首，席間談到不少學生因2019年反修例衝突被捕，而彼時學生們仍不知道何時上庭、對前路感到迷茫。加上反修例案件數量驟增，導致法庭審訊案件或判刑排期「塞車」，不少被告將在司法程序中面臨漫長的等待，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恐懼難免對年輕人及其家人產生各種負面情緒，最終影響的是整個社會氛圍及經濟。於是，宋陳寶蓮著手成立這個主力幫助被捕學生改過自新的跨專業組織，並得到社工、精神科醫生、心理輔導員、家庭治療師、律師及學者等專業人士的支持，希望能夠調動各方力量和資源，為25歲以下被捕青年提供免費而全面的情緒輔導及法律支援。
為什麼「蛻變計劃」的目標對象是學生？宋陳寶蓮解釋，因為他們並非一般慣犯，而且不少人過往行為良好、無犯罪記錄，甚至擁有較高教育程度及出色才能，只因受環境及複雜信息影響，才會在一念之差下犯事。「蛻變計劃」副總監、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副所長宋恩榮也說，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犯錯，但承擔責任、改過以後，理應擁有被諒解的機會。
蛻變計劃的另一意義是，在社會正在轉向知識型經濟而人才嚴重短缺的當下，珍視年輕人作為社會資產，有助社會長足發展。宋恩榮解釋：「香港老齡化程度高，年輕人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更少，是很重要的社會資產，如果因案底被社會排擠，找不到好工作，很容易再犯事，令資產變作負擔。」他還算了一筆賬，每名大學生四年教育成本接近100萬元，主要都由納稅人的公帑承擔，如果社會因一念之差而切斷大學生的前路，變相浪費金錢；再者，如果社會不容許他們完成學業、不承認他們所持有文憑，相信他們日後在職場上的競爭力或與高中畢業生無異，不但加重公共服務資源負擔，也令社會面臨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
成立一年免費幫助60被捕青年
工薪家庭出身的KC（化名），在2019年反修例期間只有16歲，因為參加11月11日的「三罷」示威時被警方搜到藏有花生油、機油等物品，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罪。由於當日衝突激烈，KC原本可能被重判，但在審訊期間，KC的中學校長把他轉介給「蛻變計劃」，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蛻變計劃」的法律團隊合共為KC向法庭呈交四份社會心理專家報告，其中一份提到他頗具音樂天份，並在「蛻變計劃」的幫助下獲得香港中文大學一位音樂教授的賞識和指點，故冀法庭從輕發落，令他重塑夢想；法官參考報告過後，將KC的刑期減少至三個半月，並勉勵他說「希望以後在香港聽到你的演奏會」。至KC刑滿出獄，「蛻變計劃」又帶領他重新規劃人生，幫他爭取出國深造的機會和獎學金，又為他提供英文補習和職業諮詢，到申請留學簽證時更為他撰寫陳情報告以免受坐監案底影響。幾經努力，KC收到台灣和澳洲等地音樂學院的錄取通知，目前正在接觸位於英國和加拿大等排名更高的學府。
作為「蛻變計劃」創會主席，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榮譽副教授宋陳寶蓮談及KC這個案例時，總是滿臉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因為能夠幫助被捕青年重回正軌。事實上，KC只是「蛻變計劃」成立一年以來所支援過的60個年輕人之一，如果計及受助對象及其家庭成員，這個團隊已經無償服務接近200人。具體而言，參照「蛻變計劃」截至今年3月底的《中期報告》，49名受助青年當中，有41人（83%）需要團隊與辯護律師緊密合作，以爭取最符合當事人利益的判決；15人（36%）需要團隊轉介尋求法律意見；21人（43%）有不自知的情緒病/精神病和發展障礙，需要轉介臨床心理學或精神科的治療。
無可否認，相對目前所有被捕人士而言（表），「蛻變計劃」所觸及的並不算多。截至2021年6月30日，警方已就2019年反修例示威活動拘捕10261人，當中有1754名未成年人士，485人已被檢控，涉及罪名包括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刑事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被捕學生則有4008名，其中1089人已被檢控。不過，對於仍然深陷撕裂的香港來說，這個沒有政府資助的志願機構已經為社會和解邁出一大步。
一念之差放棄年輕人是重大損失
宋陳寶蓮憶述，去年春節期間，她與一些志同道合的學者聚首，席間談到不少學生因2019年反修例衝突被捕，而彼時學生們仍不知道何時上庭、對前路感到迷茫。加上反修例案件數量驟增，導致法庭審訊案件或判刑排期「塞車」，不少被告將在司法程序中面臨漫長的等待，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恐懼難免對年輕人及其家人產生各種負面情緒，最終影響的是整個社會氛圍及經濟。於是，宋陳寶蓮著手成立這個主力幫助被捕學生改過自新的跨專業組織，並得到社工、精神科醫生、心理輔導員、家庭治療師、律師及學者等專業人士的支持，希望能夠調動各方力量和資源，為25歲以下被捕青年提供免費而全面的情緒輔導及法律支援。
為什麼「蛻變計劃」的目標對象是學生？宋陳寶蓮解釋，因為他們並非一般慣犯，而且不少人過往行為良好、無犯罪記錄，甚至擁有較高教育程度及出色才能，只因受環境及複雜信息影響，才會在一念之差下犯事。「蛻變計劃」副總監、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副所長宋恩榮也說，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犯錯，但承擔責任、改過以後，理應擁有被諒解的機會。
蛻變計劃的另一意義是，在社會正在轉向知識型經濟而人才嚴重短缺的當下，珍視年輕人作為社會資產，有助社會長足發展。宋恩榮解釋：「香港老齡化程度高，年輕人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更少，是很重要的社會資產，如果因案底被社會排擠，找不到好工作，很容易再犯事，令資產變作負擔。」他還算了一筆賬，每名大學生四年教育成本接近100萬元，主要都由納稅人的公帑承擔，如果社會因一念之差而切斷大學生的前路，變相浪費金錢；再者，如果社會不容許他們完成學業、不承認他們所持有文憑，相信他們日後在職場上的競爭力或與高中畢業生無異，不但加重公共服務資源負擔，也令社會面臨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
「蛻變計劃」副總監宋恩榮認為年輕人是社會寶貴資產不應變負擔。（歐嘉樂攝）
宋陳寶蓮當初為「蛻變計劃」設定四個目標：協助涉案青少年獲取及鞏固貢獻社會的技能，減輕其焦慮和挫敗感；培養年輕一代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對不遵紀守法行為進行慎重反思；重建香港社會與涉案青年之間的信任關係，給予他們重新出發的機會；培養涉案青年的社交能力、合作能力等軟技能，為未來社會建立人力資本。一年過去，隨著計劃的實踐和推進，宋陳寶蓮發現，被捕青少年面臨的問題遠遠超乎他們的想像，而為了幫助他們改過自新、調整心態並重新融入社會、成為將來的中流砥柱，要下的功夫亦遠遠超乎預期。
根據「蛻變計劃」的流程，通常會為受助的被捕青年提供一至兩年的跟進服務，並在他們經歷檢控、審訊及服刑這三個階段當中為他們提供情緒輔導和法律支援，包括由專業團隊撰寫社會心理報告——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盡量爭取相對寬鬆的刑罰；或為部分情節輕微、背景良好的被捕青年爭取不留案底的安排，例如接受「警司警誡」或「撤控守行為」——及後還會引導他們積極規劃人生、發揮自我潛能、重新投入社會。正如宋陳寶蓮所強調，「蛻變計劃」要做的，不僅僅是幫助年輕人減輕刑責，更會關注他們的全人發展，因為有了案底也不代表人生已經走到盡頭，更重要的是能否與社會和解、重新邁步向前。
截至今年三月底，「蛻變計劃」已就19宗案件向法院、律政司或辯護律師提交24份社會心理專家報告（表），其中10宗案件已經結案，1宗成功爭取以簽保守行為方式結案，其餘9宗雖然被判罪成，但法官仍會參考報告量刑：1宗判感化令，1宗判更生中心，1宗判勞教中心，6宗判短期監禁，刑期由7周至20周不等。
「蛻變計劃」的另一個服務範疇是為被捕青年及其家人提供情緒輔導。隨著了解深入，團隊意識到不少求助青年都因社會環境及自身處境難以專注學業或事業，部分青年家庭背景複雜，當中竟有近半數人有未曾覺察的發展性障礙、情緒問題或精神病，需要治療。例如宋陳寶蓮提到，曾在住所客廳接待一名年薪70萬以上但被控暴動罪的軟件工程師的求助，而由於對方案件被排期至2022年才上庭，他已在漫長的等待中消耗不少心力，所以當時精神狀況非常差劣、對周遭環境高度戒備，「整個過程都好窒息」，後來幾經輔導情況已有好轉。
一名20歲的大學三年級生也在「蛻變計劃」YouTube頻道中現身說法，談及自己在2019年被控暴動罪，原本不知如何向朋友及家人訴說心中煩惱，「感覺自己好像被人丟棄在海中心遇溺一樣，透不過氣，感覺自己抓不住什麼，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幸而後來得到「蛻變計劃」的幫助，可以盡情分享心理需求，就像困在黑暗房間絕望無助時，摸索到燈的開關。
目前有2671人的案件已經或正在進入司法程序處理（表），其中837人被定罪、279人須簽保守行為、6人被判照顧或保護令及4人藐視法庭（民事程序）、53人獲撤銷控罪、253人審訊後無罪釋放，其餘人士的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中；另外有25人經警司警誡後被釋放。而「蛻變計劃」理念雖好，但在社會對立的當下，不同陣營人士仍對被捕案件的判決各執一詞——有的不滿法官同情被捕青年，批評判刑過輕，難起阻嚇作用；有人認為被他們是實踐「公民抗命」，理應酌情處理，甚至無罪釋放；有的相信他們因衝動犯錯，希望可以從輕發落。
宋恩榮不免感嘆，要幫被捕年輕人也非易事，因為無法得到所有人的認可。宋陳寶蓮也坦言：「我不能要求兩邊停止吵架，但是（希望）不要成為主流聲音。」她重申，「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如果一味加重刑罰恐怕只會加深年輕人的誤解和仇恨，令社會走上撕裂狹窄的不歸路；再者，從法律角度和社會心理角度去理解同一案件本來就難免產生差異，但鑑於這是一場成因複雜而史無前例的社會衝突，若只靠法律手段相信難以解決問題，必須集結不同專業力量一起「摸著石頭過河」，才能真正幫助年輕人「蛻變」。
心血與成果遠超預期
宋陳寶蓮當初為「蛻變計劃」設定四個目標：協助涉案青少年獲取及鞏固貢獻社會的技能，減輕其焦慮和挫敗感；培養年輕一代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對不遵紀守法行為進行慎重反思；重建香港社會與涉案青年之間的信任關係，給予他們重新出發的機會；培養涉案青年的社交能力、合作能力等軟技能，為未來社會建立人力資本。一年過去，隨著計劃的實踐和推進，宋陳寶蓮發現，被捕青少年面臨的問題遠遠超乎他們的想像，而為了幫助他們改過自新、調整心態並重新融入社會、成為將來的中流砥柱，要下的功夫亦遠遠超乎預期。
根據「蛻變計劃」的流程，通常會為受助的被捕青年提供一至兩年的跟進服務，並在他們經歷檢控、審訊及服刑這三個階段當中為他們提供情緒輔導和法律支援，包括由專業團隊撰寫社會心理報告——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盡量爭取相對寬鬆的刑罰；或為部分情節輕微、背景良好的被捕青年爭取不留案底的安排，例如接受「警司警誡」或「撤控守行為」——及後還會引導他們積極規劃人生、發揮自我潛能、重新投入社會。正如宋陳寶蓮所強調，「蛻變計劃」要做的，不僅僅是幫助年輕人減輕刑責，更會關注他們的全人發展，因為有了案底也不代表人生已經走到盡頭，更重要的是能否與社會和解、重新邁步向前。
截至今年三月底，「蛻變計劃」已就19宗案件向法院、律政司或辯護律師提交24份社會心理專家報告（表），其中10宗案件已經結案，1宗成功爭取以簽保守行為方式結案，其餘9宗雖然被判罪成，但法官仍會參考報告量刑：1宗判感化令，1宗判更生中心，1宗判勞教中心，6宗判短期監禁，刑期由7周至20周不等。
敞開胸懷多方共同「蛻變」
「蛻變計劃」的另一個服務範疇是為被捕青年及其家人提供情緒輔導。隨著了解深入，團隊意識到不少求助青年都因社會環境及自身處境難以專注學業或事業，部分青年家庭背景複雜，當中竟有近半數人有未曾覺察的發展性障礙、情緒問題或精神病，需要治療。例如宋陳寶蓮提到，曾在住所客廳接待一名年薪70萬以上但被控暴動罪的軟件工程師的求助，而由於對方案件被排期至2022年才上庭，他已在漫長的等待中消耗不少心力，所以當時精神狀況非常差劣、對周遭環境高度戒備，「整個過程都好窒息」，後來幾經輔導情況已有好轉。
一名20歲的大學三年級生也在「蛻變計劃」YouTube頻道中現身說法，談及自己在2019年被控暴動罪，原本不知如何向朋友及家人訴說心中煩惱，「感覺自己好像被人丟棄在海中心遇溺一樣，透不過氣，感覺自己抓不住什麼，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幸而後來得到「蛻變計劃」的幫助，可以盡情分享心理需求，就像困在黑暗房間絕望無助時，摸索到燈的開關。
目前有2671人的案件已經或正在進入司法程序處理（表），其中837人被定罪、279人須簽保守行為、6人被判照顧或保護令及4人藐視法庭（民事程序）、53人獲撤銷控罪、253人審訊後無罪釋放，其餘人士的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中；另外有25人經警司警誡後被釋放。而「蛻變計劃」理念雖好，但在社會對立的當下，不同陣營人士仍對被捕案件的判決各執一詞——有的不滿法官同情被捕青年，批評判刑過輕，難起阻嚇作用；有人認為被他們是實踐「公民抗命」，理應酌情處理，甚至無罪釋放；有的相信他們因衝動犯錯，希望可以從輕發落。
宋恩榮不免感嘆，要幫被捕年輕人也非易事，因為無法得到所有人的認可。宋陳寶蓮也坦言：「我不能要求兩邊停止吵架，但是（希望）不要成為主流聲音。」她重申，「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如果一味加重刑罰恐怕只會加深年輕人的誤解和仇恨，令社會走上撕裂狹窄的不歸路；再者，從法律角度和社會心理角度去理解同一案件本來就難免產生差異，但鑑於這是一場成因複雜而史無前例的社會衝突，若只靠法律手段相信難以解決問題，必須集結不同專業力量一起「摸著石頭過河」，才能真正幫助年輕人「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