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香港願景」
夏寶龍主任勾畫的「香港願景」不單止包括形而下的物質訴求，例如經濟及民生（「我們期盼那時的香港，經濟更加繁榮……特別是現在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籠屋」），也包括了形而上的多種訴求，例如民主、法治、權利和自由（「我們期盼那時的香港，民主制度有更大進步，法治更加完備，權利和自由有更充分的保障」）；兒童和青少年的發展（「孩子都能健康快樂成長，學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年都有廣闊的就業創業舞台、都能去追逐自己的夢想」）；更包括了人心回歸（「以愛國愛港為核心的主流價值觀深入人心」）。總括而言，香港的「一國兩制」事業將成為民族復興的「華彩篇章」：「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自身獨特優勢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的樂章更加悅耳動人。我們期盼那時的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之外，會增添新的桂冠，將成為活力四射、中西合璧、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將成為全世界都為之心馳神往的新的東方明珠。」
回歸後港人身份認同變化有跡可尋
如眾所周知，近年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屢創歷史新低，挽回人心肯定是艱巨的工作。在本土主義及移民潮方興未艾的今天，夏寶龍勾畫的圖畫究竟能否成為鼓舞人心的願景，還需要長時間的實踐驗證。
香港不同機構均有進行有關身份認同的民意調查，結果是大同小異。本文引用香港民意研究所有關身份認同的調查進行分析，主要是其數據較為完備。
該調查顯示，從2000年初開始，香港市民各個年齡組別（包括年輕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明顯上升，而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則相應下降；此趨勢持續7年多至2007年中。隨着此趨勢的發展，從2003年中開始直至2009年中的6年間，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身份的比例顯著超過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
然而，在2008年年中北京奧運期間，正當港人對國家民族認同達到歷史高峰的時刻，三鹿「毒奶粉」事件被揭發、汶川大地震後又懷疑有大量校舍因豆腐渣工程及貪污而倒塌；隨着這兩宗震驚中外的的事件在傳媒及當時迅速興起的「臉書」中不斷發酵，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迅速下降，而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卻節節上升。
其後自由行及「一簽多行」帶來大量內地旅客，超過香港彈丸之地的承載能力，「逼爆」公共交通及社會設施，嚴重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而特區政府沒有及時積極處理，結果民怨累積到接近爆炸點。自由行衍生的問題，包括搶購嬰兒奶粉造成短缺、大量「雙非孕婦」來香港產子以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水貨走私猖獗滋擾市民生活、內地買家搶高香港住宅價格等等。這些問題造成兩地民眾對立，乃至出現「驅蝗行動」及光復上水、元朗、屯門等示威；更助長了本土主義、分離主義甚至港獨思潮。
到了2019年年中反修例事件爆發的時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下跌到只有11%的歷史低點，而18至29歲的青年人群組的相應比例更下跌至不足3%！相反，港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則上升至 53%的歷史新高，而青年人群組的相應比例，更高達八成多。
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回歸後港人身份認同的變化，其實有跡可尋。從2000年初至2007年年中，港人（包括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持續七年上升，說明港人的身份認同會隨着客觀因素的改變而變化，香港青年並非「天然獨」，挽回人心雖然困難，卻非無法可施。
後國安時代港人身份認同的微妙變化
除了有關身份認同的調查，香港民意研究所還有個「回歸系列」調查，每年6月下旬進行，主要詢問市民「有冇因為九七回歸後正式成為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其結果同樣反映港人對國家民族的感情。港人對「回歸後成為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的比例，從2000年年中的35%上升至2008年年中50%的高峰，此後卻逆轉，到了2019年年中反修例事件爆發的時刻，更下跌至27%的歷史低位；其變化趨勢與「身份認同」調查的結果相似。
然而，從2019年年中到2021年年中（國安法通過一周年）的兩年期間，港人對「成為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的比例，卻從27%大幅上升至 41%，上升了14個百分點，達到十年高位；而沒有感到自豪的比例則從71%大幅下跌到55%。為何兩年間會有這樣大的變化，調查沒有進一步研究，不過我們可以按常理推測：消極因素可能是對反修例事件中暴力的厭惡，而積極因素可能是對國家在建設、科技、治理和外交方面的成就的自豪。筆者個人的看法，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人終於可以「平視」美國這個全球霸主的打壓。
這兩年「身份認同」調查的結果，也顯示同樣趨勢。 期間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身份的比例，從53%下跌至44%，下跌了九個百分點；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身份的比例，則從11%上升至13%，上升了兩個百分點；而認同混合或雙重身份（即「中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的比例，則從36% 上升至42%，上升了六個百分點。年輕人群組的身份認同，也出現同樣趨勢。
這兩年來，無論是對「成為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或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者混合身份的港人皆明顯增加；雖然迄今佔比仍然未過半。以上趨勢進一步說明，香港青年不是「天然獨」，挽回人心盡管不易，卻非沒有辦法。
天時、地利與人和
筆者認為挽回人心的條件，天時與地利已經具備，不過獨欠人和。執政者需要在人和方面痛下苦功。
先說天時：當今全球大勢，中國崛起難以阻擋，其經濟體積將於短期超越美國。美國政府雖然扭盡六壬壓制中國崛起，卻收效甚微；甚至連美國大企業、歐洲盟國或者歐美知識界（例如《經濟學人》雜誌），或者公開質疑拜登政府，或者虛應故事。最近美國制裁香港中聯辦七位副主任，更被譏為「廢紙一張」。
再說地利：香港毗鄰內地，無論歷史及文化與內地皆難以分割。「香港人」身份的出現，主要是冷戰時代兩大陣營的對立使香港與內地出現人為割裂，期間產生了獨特的文化風格，例如曾經風靡內地、海外華人乃至國際社會的香港電影、武俠小說及流行歌曲。這些文化成果固然值得驕傲及傳承，卻不應妨礙香港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歸根究柢，文化是特定歷史時空的產物；在香港開埠接近200年的長河中，冷戰時代的 30年恐怕是異例而非常態。未來香港的文化，除了過往西方文化及本土文化的傳承，將會加入大量正在崛起的亞洲區域的現代文化元素，也肯定包括內地的新興文化。
如今特區政府民望在歷史低位徘徊，大部分港人對中共仍有根深柢固的抗拒情緒，「人和」的條件明顯欠缺。不過在天時及地利俱備的情況下，創造「人和」並非無計可施。
如何創造「人和」
國家民族感情及身份認同，主要是形而上的非物質範疇而非形而下的物質範疇。如果政府能夠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滿足市民的物質訴求，固然可以減少市民對特區及中央政府的負面情緒，卻不足以產生正面的國家民族認同。要改變身份認同，還需回歸政治、教育、媒體、論述等形而上的範疇。
人心回歸不能通過高壓或說教手段達至；說教容易引起反效果，說教愈多青少年愈反叛或愈「躺平」。培養青少年國家民族感情需要全方位長期細緻的工作和潤物無聲的熏陶。學校教育是重要的因素，不過學校教育只是青少年成長經驗的一部分，學校之外有眾多塑造青少年成長的範疇，包括社會媒體、社會參與、工作實習、外遊及外地實習體驗、持續學習等等。特區政府要通過各式各樣社會服務機構及志願團體，全方位加強對青少年國家民族感情的熏陶。
除了教化工作，特區政府也要根治過往內地旅客「逼爆」香港所引起的嚴重矛盾。現時新冠疫情隔斷陸港兩地旅客往來，矛盾暫時緩解，不過隨着香港融入大灣區及國家發展大局的趨勢，兩地人流長遠仍會大幅增加。特區政府應該利用現時矛盾緩解的時機認真處理過往旅客過多而衍生的積弊，例如與內地探討規範水貨客活動及杜絕零團費強迫購物團等等，也要規劃擴充香港的旅客容量。
香港對內地民眾具有吸引力的服務及設施，例如醫療、大學教育、郊野及海灘休閒及露營設施等，容量並不充裕，難以照顧大量外來需求；至於內地投資客購置香港物業，更容易刺激樓價飛漲。內地人口眾多，經濟規模十分龐大，而香港是彈丸之地，容量十分有限，政府要小心管理並理順兩地交往的矛盾，才能消解港人的排外情緒，轉化港人的身份認同，並促進香港融入大灣區及國家發展大局。
民主發展及社會參與
經過回歸前後多年的民主發展，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社會及公共事務參與，乃至政治參與，皆有一定訴求。因為過去劣質政治文化的影響，香港政治走上兩極對立的歪路，需要中央出手糾正。在這樣的情況下，更需要培養正向及積極的公民社會及政治參與的文化。最近夏寶龍主任在勾畫香港願景中，也「期盼那時的香港，民主制度有更大進步，法治更加完備，權利和自由有更充分的保障」。
在完善選舉制度的第一次選舉，特區及中央政府需要嚴格執行新制度的規定。最近傳媒揭發，在選委會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其中登記第三界別的「基層社團」的授權投票人有 404 個，當中包括不少懷疑是濫竽充數，為「霸位」而成立的社團；這些社團不見經傳，名稱聞所未聞（例如XX「家族」或「一族」等等）；有的電話難以接通，有的借用他人的電話或地址；難以了解其成員數目、成立宗旨及過往活動，連主席身份或聯絡方法也不清楚。如果有關當局不嚴肅核實投票人的代表性及整頓懷疑濫竽充數的情況，「完善選舉制度」容易淪為笑柄，也會削弱市民對香港的信心。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如何在「一國」的前提下落實及發展「兩制」的空間，並按《基本法》的規定達致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與全部立法會議員的目標？這些問題需要廣泛的對話及前瞻性、突破性的論述，才能建構「真實、立體、全面」的香港願景。
共同建構香港願景
香港願景要共同探索，需要政府及民間團體多方面的對話和努力，包括內地與香港的民間組織、香港不同族裔、不同階層、不同社群的共同參與，才能充分體現香港東西薈萃及多元文化共融的特色。
最近拜登政府警告美國企業，香港營商風險上升，又制裁中聯辦7位副主任；其後香港美國商會在回應中表示：香港仍為國際企業營商好地方，不建議美企撤出；又指香港仍然是促進東西雙方貿易和金融流動的重要地點，而香港的金融市場位居世界首五位，並擁有國際公認的商業法律體系等等。
香港傳媒頗為重視該商會的回應，不過卻忽略了回應中饒有意味的一句話：商會「將與公營及私營的持份者有建設性地共建未來的香港」；換言之，香港美國商會願意參與共同建構香港願景。
香港的美國商人願意，那麼香港市民呢？香港年輕人呢？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