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警方數字，截至今年5月底，共有8,986人在反修例運動中被拘捕，當中有1,808人被檢控。從被捕人士的年齡分布可見，有超過六成被捕者年齡在25歲以下，即大約5,400人，當中更有數以千計要面臨檢控。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早前曾就社會事件對市民精神健康的影響進行調查，發現受訪的19歲或以下人士中，有57.1％出現中度至重度抑鬱症狀；在20至29歲之間的人群中，有23.5％的人出現類似症狀。由此可見，年輕人已成為精神健康危機下的高危群體，尤其是要面對檢控的，更可能遭受嚴重的健康困擾。
有見及此，民智行動設計創會主席宋陳寶蓮夥拍一眾跨學科專業成員，設立名為「蛻變計劃」的援助平台，希望能提供全面心理輔導服務及司法程序支援，助被捕青年重拾希望。
援助計劃強調「中立性」
宋陳寶蓮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蛻變計劃」是以心理輔導為主要支援的輔導項目，希望將各種專業人士聚首一堂，共同支援被捕青年。目前，團體的核心成員包括社工、精神科醫生、心理輔導員、律師，以及經濟和政治學者等等。宋陳寶蓮指出，由於司法程序會帶來不確定性，不少被捕年輕人或會因此感到不安，故絕對有需要為他們提供心理輔導和司法程序上的協助。鑑於反修例運動的特殊性，她特別強調這項服務保持「政治中立」的重要性。她指出，不少被捕年輕人至今仍對政府和警方抱持不信任態度，為了消減他們對接受支援的戒心，「蛻變計劃」是以財政獨立、非由政府資助的原則運作。
宋陳寶蓮表示，計劃希望通過為被捕年輕人提供司法程序上的支援，減輕他們的心理負擔。不過，她強調，團隊提供的法律支援絕不會影響青少年作任何非自願決定，也保證不會灌輸特定的政治觀念，並會盡可能保持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中立，尊重被捕人的選擇權。
團隊內另一名成員、精神科醫生黃宗顯表示，目前坊間的輔導未必能向「有案件跟身」的被捕人士提供協助，假如他們面對情緒困難，可能會出現求助無門的情況。而且，在他接觸的個案中，有被捕年輕人患有「發展障礙」，相信會影響他們行動時作出的判斷。故他認為，部份年輕人做出反社會行為，背後可能有更為複雜的原因。他更補充，不少求助者根本自身都難以察覺出有此情況，因而未曾向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尋求協助，以盡早介入。
故此，黃宗顯盼能通過計劃為被捕青年作深入輔導，了解背後可能潛在的深層次原因，包括評估涉案人士的精神狀況、家庭背景、心理衞生等因素，從而為涉案青年撰寫社會心理報告。而參與計劃的被捕年輕人將會接受為期一至兩年的服務，團隊會為被捕年輕人及其家人提供50次一小時的輔導，當中包括個人輔導、網上學習課程和行動學習項目等等。
彈性處理為青年留出路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任何人若觸犯法例或法規，都須承擔責任。不過，香港的法律制度一向具彈性，法庭在處理青少年案件時，一般都有較寬鬆的處理手法。「蛻變計劃」的另一成員、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恩榮表示，推行這個計劃的另一初衷，正是盼望政府盡量以較溫和的方式處理在反修例運動中涉嫌干犯較輕微罪行的年輕人。
他解釋，在目前本港的法律制度下，主要有兩類方式處理觸犯法例的青少年。第一類是干犯較輕微罪行並有悔意的青少年，他們較為符合以「簽保守行為」或「警司警誡」兩種不留案底的彈性方式處理。而所謂「簽保守行為」，是指由控辯雙方同意案件以「不提證供起訴」及「自簽守行為」的方式解決，同時也需要在裁判官批准的情況下撤回控罪。至於「警司警誡」，一般是套用在未成年的年輕人身上，通過由警司行使酌情權的方式，只要被捕人真誠認罪，便毋須接受起訴。
至於另一類方式，則是被捕年輕人可能干犯較嚴重罪行，抑或不願意接受「簽保守行為」或「警司警誡」的安排，繼而需面對正式起訴。如果他們的罪名成立，量刑的輕重則要審視一籃子的酌情因素，包括當事人是否有悔意、行為動機是否為個人私利，以及過往的品行是否良好等等。
宋恩榮表示，當初推行計劃便是為了倡議政府能盡量以第一類的方式，去處理干犯輕微罪行的年輕人。他補充，因為這種具彈性的處理，能容許被捕青年不留案底，有助於他們將來融入社會，無疑對青年發展最為有利。同時，此舉更可免除年輕人因面對漫長審訊，而要遭受不必要的煎熬，而且能讓警方、律政司及法院集中資源，加快處理一些較嚴重的案件，避免造成資源浪費，相信對各持份者而言，都是最為有利的選項。
黃藍陣營皆可以是受惠者
不過，有不少市民未必能接受上述較寬鬆的處理手法。特別是有些支持「嚴懲」的市民會擔憂，此舉會否進一步向社會傳遞出錯誤信息，變相「縱容」年輕人繼續犯罪，破壞社會穩定。早前，裁判官水佳麗因接納感化報告建議，判一名15歲少年被告18個月感化令，被指「輕判」，結果引致大批「嚴懲派」和建制派議員批評，由此不難看出，在這個觀點對立的社會上，確實有不少市民希望涉案青少年遭嚴懲，以帶出阻嚇信息。
對此，宋恩榮與宋陳寶蓮坦言，以「警司警誡」及「簽保守行為」來處理的案件，一般都只適用於干犯輕微罪行，而且是有明顯悔意的被捕人士，他們很可能只是一時衝動，並非在深思熟慮的情況下觸犯法例，值得給予寬鬆處理的機會。而且，輔導計劃可以幫助被捕年輕人反思違法行為，令他們明白，即使擁有宏大理念，也不應忘記遵紀守法的重要性，相信日後重犯的機會並不高。
宋恩榮強調，法治精神的彰顯，並不在於要將所有涉案人士加以定罪。相反，他認為社會應反思，究竟如何在有限資源下，確保所有被捕青少年不會因「塞車」問題而要面臨過長的審訊過程，遭受無謂等待的煎熬。同時，他更擔憂過分嚴厲的處分可能導致年輕人與社會愈走愈遠，無助培養他們的法治觀念，更會造成法院資源分配不當，有違「更生公義」原則。
確實，通過寬鬆的處理手法、為被捕青少年帶來更多受教化的機會，也能達至理想的法治公義。不過，在撕裂嚴重的社會氛圍下，縱然有開明派願意接納上述觀點，也不能忽視「黃藍對立」可能產生的阻力，特別是這種優待年輕人的做法，無疑會引起不少所謂「藍營」支持者的反對，質疑相關做法是偏袒「黃營」。
對此，宋恩榮指出，其實不論是「黃營」還是「藍營」，都能受惠於這項計劃。他解釋，反修例運動引起的撕裂嚴重，即使被捕的青少年大多數來自「黃營」，惟當中也不乏「藍營」的支持者。他以發生在各區連儂牆的爭執為例，表示有不少「藍營」支持者因出手傷人和破壞公物而遭警方拘捕。他認為，被捕的「藍營」人士同樣可以尋求協助，絕不會因政見差異而被拒諸門外。
大批青年定罪不利社會發展
如上所述，參與反修例運動而遭到拘捕的青年人數眾多，若將他們通通定罪，相信不單有失公眾期望，長遠也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年輕人的美好前程可能因不良犯罪記錄而葬送。對此，計劃團隊成員、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指出，若將大量青少年送到法庭，將極可能耽誤他們的人生規劃，對社會經濟發展也沒有裨益。
他解釋，不管年輕人持何種政見，他們也是社會未來的棟樑。而香港已邁向知識型經濟，政府又一直強調教育，更投放了大量資源在他們身上，故從功利角度而言，他認為社會絕對有需要協助年輕人重回正軌，而不是動輒將他們定罪，否則整套制度只會像「輪候公屋」一樣，出現「大塞車」情況，讓年輕人在發展期內面臨多餘的困擾。他補充，從人力資源理論的角度來看，青少年在求學階段理應全心全意地接受教育或為踏入社會工作作準備，好好增值自己，不被額外事件干擾。因此，他希望被捕年輕人能盡早擺脫檢控，避免出現「十幾歲人就要畀案件耽誤重要時間」，形容情況絕非理想。
作為一名資深的青年輔導工作者，宋陳寶蓮早前曾公開撰文，表示被捕的過程絕非一件簡單的事情，不單會嚴重影響被捕者的人生規劃，更可能牽連到身邊的人。她慨嘆，不少被捕者很可能因為受司法程序困擾，從而感到巨大壓力，無法專注學業和工作，只能申請休學和離職。即使很多案件還未審判，但他們也可能要被迫放棄工作，而這些情況絕非罕見。她擔憂年輕人遭受生活上的突變，容易產生負面想法，繼而可能選擇輕生，對他們的人生發展帶來無法修補的後果。
取得青年信任才是關鍵
香港的青年問題一向複雜，經歷過反修例運動後，不同世代間的撕裂愈趨嚴重，缺乏互信。當問及計劃如何取得青少年信任，宋陳寶蓮指出有三個關鍵因素。
首先，她指出青少年首次接受輔導時，將容許轉介人陪在他們身旁，她相信青少年有熟悉的人陪同，會較容易放下戒心，也有助與輔導員建立互信關係。其次，她表示求助者接受輔導前，會知悉輔導員的背景，他們有權在網上搜索輔導員的資料，繼而了解輔導員的專業性。
最後，她指出項目的性質屬於「合作型輔導」，並配合以青年為本方針，並不會像坊間般指出求助者的錯失，反而會強調「即使涉案也不代表一定是錯」，並會與青少年共同商討輔導方向，繼而換取求助者的信任。
總括而言，青少年是香港未來的棟樑，即使他們可能犯下錯失，社會也不應輕易放棄他們。古語有云：「人非聖人，孰能無過。」當市民自以為緊握道德光環，苛責年輕人犯錯時，不妨思考一下，自己年輕的時候不也曾因犯錯而渴求父母能諒解和支持嗎？因此，「蛻變計劃」顯然值得社會肯定。而團隊的組成，不單是「跨學科」，同時也「跨年齡」—這個結構也正為社會提供了一個信息：不論我們的職業、年齡、出身有何差異，只要仍有一顆邁向修補撕裂的決心，就可作一番貢獻，共同為香港的未來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