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恩榮：一國兩制下經濟融合，香港的利益、代價與應對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經濟體。香港與發展水平較低的經濟融合，有利有弊。
編按：2015年8月，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成立「民主思路」智庫，在政改否決後的對峙氛圍中，鼓吹回歸溫和溝通路線、促使各方重建互信，來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然而，在中國強勢管治、香港社會撕裂的大環境下，不少人都質疑：「溫和政治」在現實上能有多少政治能量？
追求民主的路線，是香港當前核心問題。《端傳媒》將在本週連續刊出五篇「民主思路」政論，提供各界討論的參照。前兩篇文章，將從理論面上討論何謂「溫和」、何謂「民主」；後三篇將回到現實面，闡述溫和派如何看待中港關係，以及中港經濟融合的利益與代價。
從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至今，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發展迅速，對香港的影響至為深遠。本文探索兩地融合的特質、融合帶來的利益及代價，以及分析「一國兩制」下的融合，與一般「全球化」過程的經濟融合之異同。本文亦考察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保持香港的自主及獨特性，並如何為香港爭取更大的利益及減輕融合帶來的代價。
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有三種明顯的不對稱特徵︰其一是發展程度的不對稱（香港發展水平遠高於內地），其二是經濟體積的不對稱（香港GDP只有內地的3%），其三是開放程度的不對稱（香港經濟遠比內地開放）。就國際經驗而言，不對稱融合其實十分普遍，不對稱對融合雙方有利也有弊。我們需要具體分析不對稱融合對香港的利弊，也需要探索應對不對稱融合的策略。
發展水平不對稱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經濟體。香港與發展水平較低的經濟融合，有利有弊。在利益方面，發展中經濟的成長率一般較高，香港可通過融合進入迅速增長的市場。此外，兩地因發展水平有差距，容易形成相輔相成而非互相競爭的關係。
在弊端方面，主要是發展中地區的工人或居民會通過非法或合法的途徑進入發達地區，造成勞動市場和人口壓力，這是全球發達經濟都面對的問題，非香港獨有（如墨西哥人進入美國，東歐人進入西歐）。香港面對的人口壓力，不但來自內地，亦來自全球（例如有大量南亞人非法來港）。
發展中地區的勞工或移民進入發達地區，會改善全球的所得分配（發展中地區的工資上升，而發達地區的工資則下降），不過卻會削弱發達地區的所得分配。即使勞工不能跨界流動，資本流動也有相似的效果，例如內地勞工不能進入香港，香港廠商也可把工廠搬入內地，使用內地勞工。此舉與移民的效果相若，同樣以發展中地區的勞工替代發達地區的勞工，同樣改善全球所得分配，不過卻使發達地區的所得分配惡化。
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地區出現貧富懸殊，是世界性的現象。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與印度開放及蘇聯集團崩潰迄今，全球化過程加速，發達地區（歐美、日本與四小龍）貧富懸殊情況急劇惡化，出現1%與99%的對立，全球化加速是主要因素之一。
陸港融合對香港所得分配的壓力極大，原因有二：首先中國體積龐大，人口眾多，陸港距離十分接近，只需半小時交通，語言文化亦相通，兩地之間交易成本極低。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不少歐美的大企業都把部分生產工序遷入大陸。一般而言，只有大企業有跨界經營的能力，小企業難以跨界經營。香港的製造業以小企業為主，可是因為陸港兩地文化和地理十分接近，香港的小企業也可以照樣北移。在1986年，香港製造業僱用92萬人，按就業是最大行業，至1997年只剩下31萬，到近年只剩下十萬人，佔總就業人口不足3%（編按：2014年香港總就業人數為370多萬人）。
一般而言，要與顧客面對面接觸的台前服務（如零售業）難以搬到工資低廉的地區，只有後勤服務（如會計、資料輸入、接線生、秘書台等）才可以，是以台前服務的僱員一般受到保護，毋須直接面對廉價勞工的競爭。不過香港十分接近大陸，香港居民可以每天到內地進行日常消費（包括到菜市場買菜），是以香港的零售業及其他台前服務，都要面對內地的競爭。總括而言，陸港經濟融合對香港的所得分配有極大壓力。
經濟體積不對稱
經濟體積的不對稱，在全球經濟融合中十分普遍。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香港、南韓、台灣）最大的經濟夥伴。美國打噴嚏，四小龍便傷風。小型經濟與世界市場融合，其相對得益遠超大型經濟。經濟體積越小，國際貿易佔GDP的比例越高（香港國際貿易佔GDP接近約350%，美國和中國的國際貿易佔GDP的比例則只有30%及40%左右）。四小龍都從國際貿易和投資獲得極大利益。面對國際市場波動風險，小型經濟對策是增強自身的彈性和適應能力，而非閉關自守。
服務業的融合需要人與人的接觸，大型經濟的人流容易「逼爆」小型經濟的容量。香港在旅遊、醫療和教育的出口都有競爭力，而內地眾多居民亦喜歡進口這些香港服務（即來港消費），容易逼爆香港的遊客區、醫院和學校。小型經濟與大型經濟進行服務業融合，需要小心管理融合過程。
開放程度不對稱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香港的開放程度比其他經濟體系都要高，是以香港跟其他經濟體的融合都是不對稱的融合。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是香港最大的經濟夥伴，美國貨可以免關稅進入香港，可是香港貨進入美國卻要交關稅。雖然如此，香港還是從這種「不公平貿易」獲得極大利益。
內地經濟自然遠不及香港開放，不過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這種不對稱正日漸減輕，而非日漸加強。在2003年之前，兩地在開放程度的不對稱遠比今天嚴重。當年中國主要是開放賺取外匯的活動（如出口、吸引外資及鼓勵外地遊客到中國），卻不開放使用外匯的活動（如入口、對外投資及出外旅遊）。對香港而言，當年兩地的邊界被批評為Goretex border，即「有出冇入」，高度不對稱。香港單向流失外匯購買內地的產品、旅遊服務（即港人到內地旅遊）及資產（港商投資內地），內地卻不使用其外匯購買香港產品、香港旅遊服務（容許內地人到香港旅遊）及香港資產（內地人到香港投資）。
到了今天，港人對兩地融合的批評，已從「有出冇入」變成「入得太多」（內地從香港入口的服務增加太快，旅客逼爆香港）。「入得太多」的批評清楚顯示，對香港而言，內地市場是開放得太快而非太慢， 內地的開放速度超過香港擴張容量的速度。
總括而言，香港的服務業仍遠比內地開放，兩地融合仍然有顯著的不對稱。高增值的服務業（如銀行、金融、保險、電訊、空運等），往往是高度壟斷，也受政府密切監管，服務業的開放一般都是困難而漫長的過程。近年中國通過CEPA升級版和建立自由貿易區（包括上海、廣東、福建和天津的自貿區），努力推進服務業的開放。
其實在不少重要的服務業部門，内地比香港更加開放。例如內地容許香港貨櫃車北上經營，香港卻不容許內地貨櫃車南下。香港車輛北上也遠超內地車輛南下，此外，香港醫療服務北上經營，也比內地醫療服務南下更容易。
兩地融合展望：機遇與挑戰
中國的人均GDP為七千九百多美元，是中等收入的水平，香港的人均GDP卻為42000美元左右，兩地的發展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不過深圳的人均GDP已達25000美元的水平，與部分發達國家相約。深圳的南山區人均GDP更高達49000美元，已經超越香港，而南山區的人口超過一百萬，其體積並非微不足道。
隨着內地經濟迅速發展，香港與內地的融合很快便會從垂直的融合（即發達與發展中地區的融合）轉為水平的融合（即發達地區之間的融合）。坊間一般認為水平的融合容易出現競爭，是以內地經濟迅速發展，對香港不利，其實是很大的誤解。從國際經驗來看，水平融合產生的貿易和投資，其實遠超垂直的融合。全球貿易和投資，大部分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而非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富裕的市場比貧窮的市場有更多發展空間，是以內地經濟的發展，應該給香港帶來更多而非更少貿易和投資機會。此外，發達與發展中地區之間的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差異較大，融合容易產生文化上的矛盾和摩擦，不利於較深度的服務業融合。
近年內地工資迅速提高，珠三角的工業需要轉型，香港在內地經營勞力密集工業的廠商亦需轉型，港商在珠三角賺快錢的日子已經過去。隨着內地經濟迅速發展，港商部分功能被取代，兩地出現競爭其實無可避免，但競爭可以帶來進步及分工。小型經濟要在少數特色產品、工序或服務，達到世界尖端（如瑞士的手錶或銀行服務），便可通過與全球經濟融合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
內地與香港各有特色，有巨大結構性差異，兩地互補的機遇應超過競爭的威脅。港人能否把握這些機遇，關鍵因素是香港是否能夠不斷提升其競爭力。在全球化的競爭下，固有的優勢也可能於短時間失去（如芬蘭的諾基亞手機），香港必須維持高度警覺性，不斷推陳出新，方能掌握內地迅速發展的機遇。
政治與法制、社會與經濟互補
內地與香港有巨大的結構性差異，包括政治、法制、文化、社會及經濟各方面。按地緣政治，中國是大國崛起，容易使鄰邦有戒心。香港卻是多元開放商業的城市，沒有威脅並容易交往，是以特區護照免簽證的國家多達154個，而中國護照免簽證的國家只有50個。
中國與美日關係緊張，而美、日都不在「一帶一路」圈內，可是「一帶一路」的成功發展，不能沒有美、日的大企業參與。香港與美、日的關係極佳（香港美商會為美國最大的海外美商會）可通過香港吸引美、日的企業參與。香港的法治傳統和健全法制， 亦可補充內地法制的不足，香港是國際法律仲裁中心。
內地的社會組織主要是由上而下，香港卻主要由下而上，兩地正好是相輔相成。內地的強項是計劃，香港的強項是市場，而內地經濟正邁向市場化，需要汲取香港的經驗。在產業結構方面，內地的強項為製造業，香港的強項則為服務業（佔GDP 93%），而內地正致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為香港提供大量機遇。中國改革的重點是開放金融業，這正是香港所長。
在企業組織方面，內地有不少大型國企正進行改組，需要靈活多變的香港私營企業輔助。在公用設施方面，中國強項是建設大型公用設施（鐵路、海港、機場、發電廠、電訊設備等），而香港強項卻是營運與管理公用設施︰「和記黃埔」營運全球26個國家的52個港口，港鐵參與管理北京、深圳、杭州、瑞典、英國及澳洲等地鐵，而機管局、中電與香港電訊亦參與營運全球各地公用設施。
一國兩制下的融合利弊
對香港經濟而言，「一國兩制」下的融合有利也有弊。 「一國」的利益，包括香港可以進入內地龐大的市場，利用內地的人才、資金和技術，亦可得到中央政府政策的支持，例如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與 H股上市都有中央政策支持，港元在亞洲金融風暴被狙擊時，亦得到中央幫助。
「一國」的弊端，主要是內地移民對人口、工資、所得分配和社會服務都造成龐大壓力， 香港亦容易受內地經濟波動影響。
「兩制」對香港的利益極多，香港可以維持自己的司法、立法、行政制度，亦可維持自己的公共財政和貨幣制度，並且是獨立關稅地區，有一定經濟外事權。不過「兩制」也有弊端，香港與珠三角地區因制度不同而出現協調困難，港人亦因制度差異而較難進入內地工作及居住。此外，中央亦可能因為對香港不完全放心，轉而發展上海成為全國金融中心。
港府沒把握CEPA及自由行的機遇
CPEA的核心是中國對香港開放其服務業。香港服務業十分發達，而中國服務業水平有待提高，中國希望透過率先對香港開放，以過渡至最後對全球開放。長遠而言，中國服務業市場龐大，開放市場對香港可以帶來巨大利益。不過服務業的開放，需要詳細的監管配合，過程漫長，機會只會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漸出現。同時，香港亦需要不斷提高其服務業的質素，才能實現CEPA帶來的潛在利益。
與服務業逐漸自由化比較，自由行對香港卻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迅速刺激香港的旅遊、酒店及零售行業，並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不過旅遊業是較低增值的行業，況且香港地狹人擠，接待旅客的容量有限，香港需要發展高質素的現代服務業（包括高檔旅遊業）而非廉價旅遊，「一簽多行」卻是重量不重質。
2003年CEPA和自由行的實施，給香港經濟帶來一個重新出發的轉機，可惜香港政府卻沒有好好掌握這個機會。2003年迄今12年有多，香港發展最快的是低檔旅遊，其次是金融業，創新科技幾乎是空白。在曾蔭權主政的七年，增闢土地幾乎停頓，房屋落成也遠遠追不上需求，政府倡議的「六項優勢產業」，基本上是虛應故事。政府被動地倚賴內地低檔旅客的迅速增長，維持了充分就業和一定程度的繁榮，可是在香港接待旅客容量一旦達到飽和，經濟增長便失去動力。
兩地經濟融合是香港發展的必需條件，卻並非充分條件，還需其他條件配合。香港須改善其競爭力的弱項，包括增加土地供應、培訓人才、加強研發投資及產業多元化等。經濟融合（特別是服務業融合）也要小心管理，否則會「逼爆」香港。
自由行逼爆香港，其實責任不在中央。中央深知外遊權利一旦開放，便難以收回。在2003年中實施自由行之前，及在2009年4月實施「一簽多行」之前，中央都與特區政府核實香港是否真正歡迎內地開放外遊。在香港確認後，這些政策才實施。「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政策出台的過程，都說明中央十分尊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權。
香港政府放任「一簽多行」和「雙非」孕婦逼爆香港，引致「驅蝗行動」（編按：部分港人罵內地遊客為「蝗蟲」，並驅趕他們）和兩地網民罵戰，對兩地關係影響至為惡劣。兩地關係要有所改善，港府必須有效管理兩地服務業的融合，也要兩地的民眾釋出善意互相包容。
背靠中國，面向國際
融合加深了香港對內地的依賴，不過也加強了香港的經濟實力。自香港1842年開埠以來，便是通過與全球經濟的融合，加強自身的經濟實力，使香港從寂寂無名的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都會及國際金融中心，在國際事務取得一定話語權。如果香港經濟被邊緣化，香港在國內和國際都不會有話語權。
今天香港成為中國大陸吸引外資及對外投資的首要平台，說明香港在世界經濟的重要性。 中國大陸吸引外資，近年有超過七成來自香港，是美國在華投資的三十多倍。而中國對外投資，則有近六成進入香港，是中國在美國投資的十多倍。這些數字不但突顯香港在中國經濟的地位，也突顯香港在世界經濟的地位。 香港在中國對外經濟舉足輕重，正可藉此為槓桿，吸引世界各國外商來港，發展與各地經濟的聯繫，並可強化自身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實力。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有很多發揮空間，可惜香港沒有充分利用。以自由行為例，自由行給予香港一個篩選旅客的機制，可以選擇富裕的旅客，辦法是指定較發達的城市開放自由行而剔除貧困地區。如今西安、青島和哈爾濱尚未開放自由行，來自這些大城市的旅客質素應較高，從這些城市來香港要飛行數小時，旅客會在香港過夜，停留時間較長，人均消費應較高，有利香港發展高檔旅遊。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應發揮其經濟外事權，積極與其他國家／地區訂立自由貿易協議。如今與香港有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地區，包括中國大陸、新西蘭、智利、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香港與東盟的協議則快要簽署。
香港雖然只是彈丸之地，可是對外經貿關係發達，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及中國對外資金往來門戶，在國際商貿有一定地位。例如美國於2012年發起新的高質素「服務貿易協議」談判，共有包括香港在內的50個國家／地區一同參與。中國於2013年申請加入談判，不過因為中國服務貿易未夠開放，至今未能參與。香港可在高質素的外貿談判中發揮其先導作用，有利中國參與這些談判。
香港在「一帶一路」的角色
「一帶一路」是中國未來多年努力的重點，要成功持續發展，需要多國政府、民間社會、NGO、私營企業，及市場盈利支持。迄今香港對「一帶一路」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香港的商機，忽略了「一帶一路」的影響十分廣泛，除了經濟，還有國際關係、外交及社會和文化各個範疇。
香港在國家對外經濟戰略中的角色，其實遠超金融、專業服務、航運、物流及法律仲裁等範疇。21世紀的國際關係，除了軍事、政治、經濟等「硬實力」，還要講究文化和傳媒的「軟實力」。內地的社會組織主要是由上而下，民間社會不夠活躍，有礙發展軟實力，也削弱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香港一直是全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也是東西文化交匯的橋樑，是國際傳媒中心，也是眾多國際民間團體（包括NGO）匯聚的都市，擅於適應和處理多元文化社會的矛盾。
內地所缺，正為香港所長，香港為國家提供了「軟實力」的多元對外平台。「一帶一路」投資的項目，將受國際傳媒和眾多民間團體（包括環保團體）高度關注。國家要善於和國際傳媒及各國的民間團體打交道，才能順利拓展「一帶一路」的經濟戰略。國家可以透過香港的國際傳媒國際民間團體網絡發揮影響力。香港有眾多來自東南亞和全球各地的僑社，國家可以透過這些僑社拓展對外關係。香港是教育樞紐，大學國際排名甚佳，在QS全球「最佳學生城市」的排名亦高，外國學生樂意來進修，香港可發揮其國際教育平台的作用。
發展軟實力也需要活躍的智庫，進行有關「一帶一路」的研究和建議。內地智庫和研究人員的數目遠超香港，不過內地的研究容易受官方立場限制，容易有盲點。香港的智庫可以從多元文化的角度出發，提供較開放的觀點。近年香港智庫的數目迅速增加，不過實力和質素都有待提升。
總括而言，香港是全國最開放的域市，「一帶一路」正有利發揮香港所長。香港需維持並提高其國際平台的競爭力，進一步發展其在「一國兩制」之獨特強項，特別是香港在經濟自由、新聞自由、資訊自由及政府廉潔透明的優勢，及維護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為此，中央及特區政府須認真在香港落實《基本法》中對自由、人權和法治的種種保障。
（宋恩榮，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民主思路成員）
編按：2015年8月，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成立「民主思路」智庫，在政改否決後的對峙氛圍中，鼓吹回歸溫和溝通路線、促使各方重建互信，來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然而，在中國強勢管治、香港社會撕裂的大環境下，不少人都質疑：「溫和政治」在現實上能有多少政治能量？
追求民主的路線，是香港當前核心問題。《端傳媒》將在本週連續刊出五篇「民主思路」政論，提供各界討論的參照。前兩篇文章，將從理論面上討論何謂「溫和」、何謂「民主」；後三篇將回到現實面，闡述溫和派如何看待中港關係，以及中港經濟融合的利益與代價。
從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至今，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發展迅速，對香港的影響至為深遠。本文探索兩地融合的特質、融合帶來的利益及代價，以及分析「一國兩制」下的融合，與一般「全球化」過程的經濟融合之異同。本文亦考察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保持香港的自主及獨特性，並如何為香港爭取更大的利益及減輕融合帶來的代價。
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有三種明顯的不對稱特徵︰其一是發展程度的不對稱（香港發展水平遠高於內地），其二是經濟體積的不對稱（香港GDP只有內地的3%），其三是開放程度的不對稱（香港經濟遠比內地開放）。就國際經驗而言，不對稱融合其實十分普遍，不對稱對融合雙方有利也有弊。我們需要具體分析不對稱融合對香港的利弊，也需要探索應對不對稱融合的策略。
發展水平不對稱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經濟體。香港與發展水平較低的經濟融合，有利有弊。在利益方面，發展中經濟的成長率一般較高，香港可通過融合進入迅速增長的市場。此外，兩地因發展水平有差距，容易形成相輔相成而非互相競爭的關係。
在弊端方面，主要是發展中地區的工人或居民會通過非法或合法的途徑進入發達地區，造成勞動市場和人口壓力，這是全球發達經濟都面對的問題，非香港獨有（如墨西哥人進入美國，東歐人進入西歐）。香港面對的人口壓力，不但來自內地，亦來自全球（例如有大量南亞人非法來港）。
發展中地區的勞工或移民進入發達地區，會改善全球的所得分配（發展中地區的工資上升，而發達地區的工資則下降），不過卻會削弱發達地區的所得分配。即使勞工不能跨界流動，資本流動也有相似的效果，例如內地勞工不能進入香港，香港廠商也可把工廠搬入內地，使用內地勞工。此舉與移民的效果相若，同樣以發展中地區的勞工替代發達地區的勞工，同樣改善全球所得分配，不過卻使發達地區的所得分配惡化。
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地區出現貧富懸殊，是世界性的現象。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與印度開放及蘇聯集團崩潰迄今，全球化過程加速，發達地區（歐美、日本與四小龍）貧富懸殊情況急劇惡化，出現1%與99%的對立，全球化加速是主要因素之一。
陸港融合對香港所得分配的壓力極大，原因有二：首先中國體積龐大，人口眾多，陸港距離十分接近，只需半小時交通，語言文化亦相通，兩地之間交易成本極低。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不少歐美的大企業都把部分生產工序遷入大陸。一般而言，只有大企業有跨界經營的能力，小企業難以跨界經營。香港的製造業以小企業為主，可是因為陸港兩地文化和地理十分接近，香港的小企業也可以照樣北移。在1986年，香港製造業僱用92萬人，按就業是最大行業，至1997年只剩下31萬，到近年只剩下十萬人，佔總就業人口不足3%（編按：2014年香港總就業人數為370多萬人）。
一般而言，要與顧客面對面接觸的台前服務（如零售業）難以搬到工資低廉的地區，只有後勤服務（如會計、資料輸入、接線生、秘書台等）才可以，是以台前服務的僱員一般受到保護，毋須直接面對廉價勞工的競爭。不過香港十分接近大陸，香港居民可以每天到內地進行日常消費（包括到菜市場買菜），是以香港的零售業及其他台前服務，都要面對內地的競爭。總括而言，陸港經濟融合對香港的所得分配有極大壓力。
經濟體積不對稱
經濟體積的不對稱，在全球經濟融合中十分普遍。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香港、南韓、台灣）最大的經濟夥伴。美國打噴嚏，四小龍便傷風。小型經濟與世界市場融合，其相對得益遠超大型經濟。經濟體積越小，國際貿易佔GDP的比例越高（香港國際貿易佔GDP接近約350%，美國和中國的國際貿易佔GDP的比例則只有30%及40%左右）。四小龍都從國際貿易和投資獲得極大利益。面對國際市場波動風險，小型經濟對策是增強自身的彈性和適應能力，而非閉關自守。
服務業的融合需要人與人的接觸，大型經濟的人流容易「逼爆」小型經濟的容量。香港在旅遊、醫療和教育的出口都有競爭力，而內地眾多居民亦喜歡進口這些香港服務（即來港消費），容易逼爆香港的遊客區、醫院和學校。小型經濟與大型經濟進行服務業融合，需要小心管理融合過程。
開放程度不對稱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香港的開放程度比其他經濟體系都要高，是以香港跟其他經濟體的融合都是不對稱的融合。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是香港最大的經濟夥伴，美國貨可以免關稅進入香港，可是香港貨進入美國卻要交關稅。雖然如此，香港還是從這種「不公平貿易」獲得極大利益。
內地經濟自然遠不及香港開放，不過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這種不對稱正日漸減輕，而非日漸加強。在2003年之前，兩地在開放程度的不對稱遠比今天嚴重。當年中國主要是開放賺取外匯的活動（如出口、吸引外資及鼓勵外地遊客到中國），卻不開放使用外匯的活動（如入口、對外投資及出外旅遊）。對香港而言，當年兩地的邊界被批評為Goretex border，即「有出冇入」，高度不對稱。香港單向流失外匯購買內地的產品、旅遊服務（即港人到內地旅遊）及資產（港商投資內地），內地卻不使用其外匯購買香港產品、香港旅遊服務（容許內地人到香港旅遊）及香港資產（內地人到香港投資）。
到了今天，港人對兩地融合的批評，已從「有出冇入」變成「入得太多」（內地從香港入口的服務增加太快，旅客逼爆香港）。「入得太多」的批評清楚顯示，對香港而言，內地市場是開放得太快而非太慢， 內地的開放速度超過香港擴張容量的速度。
總括而言，香港的服務業仍遠比內地開放，兩地融合仍然有顯著的不對稱。高增值的服務業（如銀行、金融、保險、電訊、空運等），往往是高度壟斷，也受政府密切監管，服務業的開放一般都是困難而漫長的過程。近年中國通過CEPA升級版和建立自由貿易區（包括上海、廣東、福建和天津的自貿區），努力推進服務業的開放。
其實在不少重要的服務業部門，内地比香港更加開放。例如內地容許香港貨櫃車北上經營，香港卻不容許內地貨櫃車南下。香港車輛北上也遠超內地車輛南下，此外，香港醫療服務北上經營，也比內地醫療服務南下更容易。
兩地融合展望：機遇與挑戰
中國的人均GDP為七千九百多美元，是中等收入的水平，香港的人均GDP卻為42000美元左右，兩地的發展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不過深圳的人均GDP已達25000美元的水平，與部分發達國家相約。深圳的南山區人均GDP更高達49000美元，已經超越香港，而南山區的人口超過一百萬，其體積並非微不足道。
隨着內地經濟迅速發展，香港與內地的融合很快便會從垂直的融合（即發達與發展中地區的融合）轉為水平的融合（即發達地區之間的融合）。坊間一般認為水平的融合容易出現競爭，是以內地經濟迅速發展，對香港不利，其實是很大的誤解。從國際經驗來看，水平融合產生的貿易和投資，其實遠超垂直的融合。全球貿易和投資，大部分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而非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富裕的市場比貧窮的市場有更多發展空間，是以內地經濟的發展，應該給香港帶來更多而非更少貿易和投資機會。此外，發達與發展中地區之間的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差異較大，融合容易產生文化上的矛盾和摩擦，不利於較深度的服務業融合。
近年內地工資迅速提高，珠三角的工業需要轉型，香港在內地經營勞力密集工業的廠商亦需轉型，港商在珠三角賺快錢的日子已經過去。隨着內地經濟迅速發展，港商部分功能被取代，兩地出現競爭其實無可避免，但競爭可以帶來進步及分工。小型經濟要在少數特色產品、工序或服務，達到世界尖端（如瑞士的手錶或銀行服務），便可通過與全球經濟融合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
內地與香港各有特色，有巨大結構性差異，兩地互補的機遇應超過競爭的威脅。港人能否把握這些機遇，關鍵因素是香港是否能夠不斷提升其競爭力。在全球化的競爭下，固有的優勢也可能於短時間失去（如芬蘭的諾基亞手機），香港必須維持高度警覺性，不斷推陳出新，方能掌握內地迅速發展的機遇。
政治與法制、社會與經濟互補
內地與香港有巨大的結構性差異，包括政治、法制、文化、社會及經濟各方面。按地緣政治，中國是大國崛起，容易使鄰邦有戒心。香港卻是多元開放商業的城市，沒有威脅並容易交往，是以特區護照免簽證的國家多達154個，而中國護照免簽證的國家只有50個。
中國與美日關係緊張，而美、日都不在「一帶一路」圈內，可是「一帶一路」的成功發展，不能沒有美、日的大企業參與。香港與美、日的關係極佳（香港美商會為美國最大的海外美商會）可通過香港吸引美、日的企業參與。香港的法治傳統和健全法制， 亦可補充內地法制的不足，香港是國際法律仲裁中心。
內地的社會組織主要是由上而下，香港卻主要由下而上，兩地正好是相輔相成。內地的強項是計劃，香港的強項是市場，而內地經濟正邁向市場化，需要汲取香港的經驗。在產業結構方面，內地的強項為製造業，香港的強項則為服務業（佔GDP 93%），而內地正致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為香港提供大量機遇。中國改革的重點是開放金融業，這正是香港所長。
在企業組織方面，內地有不少大型國企正進行改組，需要靈活多變的香港私營企業輔助。在公用設施方面，中國強項是建設大型公用設施（鐵路、海港、機場、發電廠、電訊設備等），而香港強項卻是營運與管理公用設施︰「和記黃埔」營運全球26個國家的52個港口，港鐵參與管理北京、深圳、杭州、瑞典、英國及澳洲等地鐵，而機管局、中電與香港電訊亦參與營運全球各地公用設施。
一國兩制下的融合利弊
對香港經濟而言，「一國兩制」下的融合有利也有弊。 「一國」的利益，包括香港可以進入內地龐大的市場，利用內地的人才、資金和技術，亦可得到中央政府政策的支持，例如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與 H股上市都有中央政策支持，港元在亞洲金融風暴被狙擊時，亦得到中央幫助。
「一國」的弊端，主要是內地移民對人口、工資、所得分配和社會服務都造成龐大壓力， 香港亦容易受內地經濟波動影響。
「兩制」對香港的利益極多，香港可以維持自己的司法、立法、行政制度，亦可維持自己的公共財政和貨幣制度，並且是獨立關稅地區，有一定經濟外事權。不過「兩制」也有弊端，香港與珠三角地區因制度不同而出現協調困難，港人亦因制度差異而較難進入內地工作及居住。此外，中央亦可能因為對香港不完全放心，轉而發展上海成為全國金融中心。
港府沒把握CEPA及自由行的機遇
CPEA的核心是中國對香港開放其服務業。香港服務業十分發達，而中國服務業水平有待提高，中國希望透過率先對香港開放，以過渡至最後對全球開放。長遠而言，中國服務業市場龐大，開放市場對香港可以帶來巨大利益。不過服務業的開放，需要詳細的監管配合，過程漫長，機會只會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漸出現。同時，香港亦需要不斷提高其服務業的質素，才能實現CEPA帶來的潛在利益。
與服務業逐漸自由化比較，自由行對香港卻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迅速刺激香港的旅遊、酒店及零售行業，並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不過旅遊業是較低增值的行業，況且香港地狹人擠，接待旅客的容量有限，香港需要發展高質素的現代服務業（包括高檔旅遊業）而非廉價旅遊，「一簽多行」卻是重量不重質。
2003年CEPA和自由行的實施，給香港經濟帶來一個重新出發的轉機，可惜香港政府卻沒有好好掌握這個機會。2003年迄今12年有多，香港發展最快的是低檔旅遊，其次是金融業，創新科技幾乎是空白。在曾蔭權主政的七年，增闢土地幾乎停頓，房屋落成也遠遠追不上需求，政府倡議的「六項優勢產業」，基本上是虛應故事。政府被動地倚賴內地低檔旅客的迅速增長，維持了充分就業和一定程度的繁榮，可是在香港接待旅客容量一旦達到飽和，經濟增長便失去動力。
兩地經濟融合是香港發展的必需條件，卻並非充分條件，還需其他條件配合。香港須改善其競爭力的弱項，包括增加土地供應、培訓人才、加強研發投資及產業多元化等。經濟融合（特別是服務業融合）也要小心管理，否則會「逼爆」香港。
自由行逼爆香港，其實責任不在中央。中央深知外遊權利一旦開放，便難以收回。在2003年中實施自由行之前，及在2009年4月實施「一簽多行」之前，中央都與特區政府核實香港是否真正歡迎內地開放外遊。在香港確認後，這些政策才實施。「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政策出台的過程，都說明中央十分尊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權。
香港政府放任「一簽多行」和「雙非」孕婦逼爆香港，引致「驅蝗行動」（編按：部分港人罵內地遊客為「蝗蟲」，並驅趕他們）和兩地網民罵戰，對兩地關係影響至為惡劣。兩地關係要有所改善，港府必須有效管理兩地服務業的融合，也要兩地的民眾釋出善意互相包容。
背靠中國，面向國際
融合加深了香港對內地的依賴，不過也加強了香港的經濟實力。自香港1842年開埠以來，便是通過與全球經濟的融合，加強自身的經濟實力，使香港從寂寂無名的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都會及國際金融中心，在國際事務取得一定話語權。如果香港經濟被邊緣化，香港在國內和國際都不會有話語權。
今天香港成為中國大陸吸引外資及對外投資的首要平台，說明香港在世界經濟的重要性。 中國大陸吸引外資，近年有超過七成來自香港，是美國在華投資的三十多倍。而中國對外投資，則有近六成進入香港，是中國在美國投資的十多倍。這些數字不但突顯香港在中國經濟的地位，也突顯香港在世界經濟的地位。 香港在中國對外經濟舉足輕重，正可藉此為槓桿，吸引世界各國外商來港，發展與各地經濟的聯繫，並可強化自身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實力。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有很多發揮空間，可惜香港沒有充分利用。以自由行為例，自由行給予香港一個篩選旅客的機制，可以選擇富裕的旅客，辦法是指定較發達的城市開放自由行而剔除貧困地區。如今西安、青島和哈爾濱尚未開放自由行，來自這些大城市的旅客質素應較高，從這些城市來香港要飛行數小時，旅客會在香港過夜，停留時間較長，人均消費應較高，有利香港發展高檔旅遊。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應發揮其經濟外事權，積極與其他國家／地區訂立自由貿易協議。如今與香港有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地區，包括中國大陸、新西蘭、智利、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香港與東盟的協議則快要簽署。
香港雖然只是彈丸之地，可是對外經貿關係發達，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及中國對外資金往來門戶，在國際商貿有一定地位。例如美國於2012年發起新的高質素「服務貿易協議」談判，共有包括香港在內的50個國家／地區一同參與。中國於2013年申請加入談判，不過因為中國服務貿易未夠開放，至今未能參與。香港可在高質素的外貿談判中發揮其先導作用，有利中國參與這些談判。
香港在「一帶一路」的角色
「一帶一路」是中國未來多年努力的重點，要成功持續發展，需要多國政府、民間社會、NGO、私營企業，及市場盈利支持。迄今香港對「一帶一路」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香港的商機，忽略了「一帶一路」的影響十分廣泛，除了經濟，還有國際關係、外交及社會和文化各個範疇。
香港在國家對外經濟戰略中的角色，其實遠超金融、專業服務、航運、物流及法律仲裁等範疇。21世紀的國際關係，除了軍事、政治、經濟等「硬實力」，還要講究文化和傳媒的「軟實力」。內地的社會組織主要是由上而下，民間社會不夠活躍，有礙發展軟實力，也削弱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香港一直是全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也是東西文化交匯的橋樑，是國際傳媒中心，也是眾多國際民間團體（包括NGO）匯聚的都市，擅於適應和處理多元文化社會的矛盾。
內地所缺，正為香港所長，香港為國家提供了「軟實力」的多元對外平台。「一帶一路」投資的項目，將受國際傳媒和眾多民間團體（包括環保團體）高度關注。國家要善於和國際傳媒及各國的民間團體打交道，才能順利拓展「一帶一路」的經濟戰略。國家可以透過香港的國際傳媒國際民間團體網絡發揮影響力。香港有眾多來自東南亞和全球各地的僑社，國家可以透過這些僑社拓展對外關係。香港是教育樞紐，大學國際排名甚佳，在QS全球「最佳學生城市」的排名亦高，外國學生樂意來進修，香港可發揮其國際教育平台的作用。
發展軟實力也需要活躍的智庫，進行有關「一帶一路」的研究和建議。內地智庫和研究人員的數目遠超香港，不過內地的研究容易受官方立場限制，容易有盲點。香港的智庫可以從多元文化的角度出發，提供較開放的觀點。近年香港智庫的數目迅速增加，不過實力和質素都有待提升。
總括而言，香港是全國最開放的域市，「一帶一路」正有利發揮香港所長。香港需維持並提高其國際平台的競爭力，進一步發展其在「一國兩制」之獨特強項，特別是香港在經濟自由、新聞自由、資訊自由及政府廉潔透明的優勢，及維護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為此，中央及特區政府須認真在香港落實《基本法》中對自由、人權和法治的種種保障。
（宋恩榮，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民主思路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