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與政治 星島日報 2015年10月8日

香港大學與政治

港大是筆者的母校,最近港大副校長任命的爭拗使筆者十分痛心,事件雙方的當事人都受到粗暴的人身攻擊。筆者並不想在母校的傷口上撒鹽,對港大面對的兩難處境也沒有簡單的答案。本文的目的不在於點評港大風波的是非對錯,只是嘗試從歷史的角度回顧港大如何經歷了中國和香港百多年來的政治風波,希望能幫助各方反省港大的前路。

港大初衷「為中國而立」

港大於一九一一年創立,適值辛亥革命爆發,而國父孫中山先生正是港大前身(西醫學院)的畢業生。晚清時期的維新思想和革命思潮,都在香港傳播。當年創立港大的盧押總督,開宗明義說明港大是「為中國而立」。用現代術語,港大是大英帝國運用其軟實力影響中國的最高學府。從創立開始,港大便與國際政治和中國政治結上不解緣。

大學不能完全脫離政治,卻應保持一定距離以鼓勵學術自由。港大秉承了英式大學傳統,按法例與政府政權有所分隔,維持一定的院校自主。港大學生會亦獨立註冊,不從屬校方。學生報《學苑》也是獨立註冊,不從屬學生會。這各自獨立運作的架構,容易孕育出多元的思潮和社會運動。

在二戰前,港大學費昂貴並用英語教學,內地生來港大求學不多,港大始終沒有充分發揮「為中國而立」的使命。到了韓戰後的冷戰時代,香港與內地分隔,港大「為中國而立」的初衷也被遺忘。港大主要成為培育專業人才和殖民地官員的學校。不過到了六十年代末,中美的冷戰對峙漸現轉機,香港亦孕育了土生土長,以香港為家的一代。國際、中國和香港的政治都開始轉變。筆者便在這樣的環境進入港大並積極參與了學運和社會運動。當年的同學沒有使用語言和肢體暴力,但主張亦頗為離經叛道,但港大都能容忍各種思潮。

一九七○年九月,筆者在《學苑》刊登了「為中國而立 港大的回顧」一文,突破了當代的冷戰思維,重提港大「為中國而立」的初衷。這篇舊文近年不斷地引起反響和討論。先是二○一一年港大百年校慶的刊物重刊了此文,並舉辦了各種研討會探討港大是為「中國而立」抑為「香港而立」。今年初《學苑》有關港獨的討論成為傳媒焦點,同學重引此文討論港大的初衷。參與討論者包括歷史學家(如丁新豹)和傾向本土派的同學(如馮敬恩)。筆者學生時代的一篇舊文,竟然不斷引起反響,也算是對母校的一點微小回饋。

與香港使命密不可分

筆者無意在此短文解決港大是為中國抑為香港設立的複雜問題。其實兩者並不互相矛盾。港大的財政主要來自香港納稅人,首先要滿足香港社會的需要,不過一所一流大學的影響力,肯定要突破當地城市的局限以達至全國乃至全球。港大風波的矛盾,其實也是「一國兩制」的矛盾 。香港與內地的制度和思路差天共地,往後恐怕仍有很多風波。不過「一國兩制」設計的原意正是要處理香港和內地的矛盾。港人和港大都要學習面對這些壓力和矛盾。

對香港和港大的前景,筆者並不悲觀。讓筆者引用自己四十五年前的舊文作總結:「港大究竟是為誰存在?是為了香港?中國?東南亞?是為了無國界的學術研究?我們從歷史看到,港大的使命與香港的使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香港一直是外界與中國接觸最方便的地方,也是全東南亞最現代的城市。香港對中國和東南亞都有極強的衝擊。正因為香港是如此獨特的地方,港大必有獨特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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