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新局 香港不可替代獨特作用 信報 2017年2月8日
中美貿易新局 香港不可替代獨特作用
中美貿易關係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再令市場擔憂。他曾威脅要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45%的關稅，初時評論懷疑他的強硬態度只是擺擺姿態的民粹口號。然而，觀乎他迅速宣布徹底拋棄TPP、移民禁令雷厲風行，近日又提出向墨西哥商品開徵新稅，新一屆美國政府咄咄逼人的對華政策未必只是為了爭取談判籌碼。中美兩國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分別佔貿易總額51%和7%。兩國貿易摩擦如箭在弦，香港沒有可能獨善其身。對於未來局勢發展，可以推演樂觀和悲觀兩種極端情況，藉此思量香港應該怎樣自處。
樂觀的情況是美國走向孤立，促使中國進一步開放，並逐步在全球經濟治理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特朗普提倡多項孤立政策，難免削弱美國在推動自由貿易、制定全球治理規則的引領角色。
相反，習近平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推崇全球化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嘗試把中國詮釋為致力於促進國際一體化的全球公民。再加上英國脫歐，中國有望填補因歐美轉趨孤立而騰出的空間，在國際社會上爭取與其經濟地位匹配的發言權和決策權，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維持國際經濟秩序。可是，全球化停滯有可能降低中國繼續開放的必要性，讓國內的保守勢力有理由減慢開放的步伐，避免加快推進改革的風險。再者，要克服日漸矛盾的地緣政治，擺平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並非易事，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這條路上仍然是充滿挑戰。
中國倚重香港發揮軟實力
悲觀的情況是特朗普挑起爭端導致中美貿易戰爆發，甚至令全球政治經濟治理崩潰。貿易戰可能以開徵反傾銷、反補貼關稅的方式實現，讓生產工序回流美國本土，亦可能收緊工藝、安全、生等技術標準，提升中國商品的進口門檻。雙邊貿易不平衡是燃起戰火的觸發點；不過，即使美國年年錄得巨額貿易逆差，也不代表美國在貿易中毫無得益。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以電子消費產品、製造業為主，屬中低增值產業；美國對中國的商品出口則以飛機製造、高新科技為主，屬高增值產業。而且，為數不少的美國廠商已把生產線遷移至中國，任何限制「中國製造」的措施同樣影響美國企業。正因中美貿易關係密不可分，發動大規模貿易戰並不合乎雙方利益，但在反全球化浪潮、保護主義抬頭之際，種種貿易摩擦相信會變得更劇烈。
如果世界政經局勢往樂觀的方向發展，即歐美走向孤立的政策驅使中國進一步開放，香港將會是中國最能推動對外經貿和發揮軟實力的國際平台。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增強影響力的重要策略。人民幣是全球排名第六位的支付貨幣，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後，正式成為國際投資及儲備貨幣。在國策配合下，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從最初便利兩地居民的清算機制，逐步發展成跨境支付系統。
截至2016年，香港以5467億元人民幣存款額，坐擁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與此同時，新加坡、倫敦、法蘭克福等地的人民幣清算系統紛紛湧現。香港憑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有利條件的同時，亦必須應付來自其他離岸市場的挑戰，鞏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角色。
全球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也是軟實力的較量，香港要保持在國際舞台的競爭力，單靠硬件並不足夠，更要守住金融基建、制度文化和專業人才的優勢。隨中外經濟合作項目按「一帶一路」的構思起動，香港能提供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以外的國際融資渠道，從公開招股、債券發行、銀行貸款及私募投資中籌措資金。面對可能日益增加的商業糾紛，香港擁有國際認可的仲裁機制，為投資者帶來信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已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代表處，把香港優良的法律服務引進內地，保障內地和外國企業跨境合作時的權益，證明中國願意遵守國際規則。香港要成為跨國企業設立財資中心的首選地點，穩健的金融監管系統、合適的稅務框架及一流的專業服務缺一不可，更要確保這些發展總部經濟的無形資本不會貶值。
在經濟全球化下，教育和文化領域都是發揮軟實力的場所。任何國家要參與全球事務，均渴求既掌握國內情況，又通曉國際規則的人才。《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全球最國際化大學排名，香港大學登上全球第三位，中文大學亦排第二十七位，說明香港高等院校的國際化程度屬世界前列，有助培養廣闊的國際視野和多元化知識背景。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文化產業立足本土，放眼國際。以電影業為例，「東方荷里活」市場蓬勃，海外電影製作者以香港為基地，合拍電影進軍內地票房。電影人對文化藝術有國際化認知，能夠製作吸引中外觀眾的作品，把影響力輻射到華語地區，甚至全球，增進外界對中國的了解，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
引領中國融入國際制度
如果世界政經局勢往悲觀的方向發展，即特朗普築起壁壘令中美爆發貿易戰，香港必須在全球價值鏈的重組過程中尋找機遇，突破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政策。近年中國的勞動成本拾級而上，不少企業考慮把廠房轉移到其他更低成本的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例如富士康已在印度設廠組裝蘋果手機。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會加快這條區域供應鏈重組的過程。在內地設廠的港商可把次要生產工序或最後組裝環節轉移至東南亞，滿足原產地規則，減低關稅成本；亦可把部分高端工序搬回香港，促進香港再工業化，包括利用未來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創新科技園，出口貨物可以披上「香港製造」品牌，享受賦稅優惠。
除了促進全球價值鏈重組，香港亦可協助內地企業開拓新市場來迴避美國的限制。香港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首要平台，如今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已為香港帶來不少商機。在2016年，香港轉口往印度的貨值達1162億港元，與2012年「一帶一路」倡議未公布前比較，印度已超越日本、台灣和德國成為香港第三大市場。香港轉口往越南的貨值也達702億港元，4年間超越德國、新加坡、韓國和英國，成為香港第六大市場。
最後，香港能協助中國與最高標準的國際貿易規則接軌，從而減少貿易衝突，維護穩定的營商環境，並提高中國在全球經貿治理的話語權。中國外經貿未能合乎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令中國牽涉在眾多貿易爭端之中，亦備受歐美指摘，批評包括無法消除市場准入門檻，公平對待外資，特朗普的內閣更指摘中國是世貿最大的「作弊者」。不少貿易協定，如TPP，對勞工權益、環境保護、知識產權和市場准入等都有高要求，間接把中國拒諸門外。
香港實踐此等高標準已久，又是世貿成員，能獨立參與國際貿易談判，累積的經驗有先導作用。CEPA框架下的《廣東協議》先行先試，是中國首個根據負面清單和准入前國民待遇（pre-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設計的自由貿易協議。中國4個自貿區，以及中美兩國尚在談判當中的雙邊投資協定（BIT）也是採取相同的管理制度。參考香港經驗，作為是中國接觸國際市場的實驗室，積極履行國際責任，將會是中國參與規則制定、領導全球政治經濟治理的必經之路。
全球經貿形勢未必簡單地按照以上樂觀或悲觀的單一情況發展，樂觀和悲觀兩種劇本可能會以多種形式混合或交替上演：中美未必爆發全面貿易戰，不過嚴重貿易摩擦卻很可能發生；全球經貿治理未必崩潰，卻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中國不可能迅速取代美國全球經貿治理的領導地位，卻會努力在國際社會增強話語權，同時在貿易摩擦的爭議聲中，致力參與全球治理，逐步填補美國走向孤立之後騰出的真空。歷史的發展往往迂迴曲折，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機遇。不管新局勢帶來順境抑或逆境，香港都需要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培養軟實力、探索全球價值鏈重組中的商機、引領中國融入國際制度，把握機遇，發揮其獨特及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恩榮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副所長
潘學智為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