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結構單一 難迎大灣區挑戰 產業政策為何似有還無？
經濟結構未轉型——港府是「無能」，還是「無知」？
潮流興講「產業」，中共中央及國務院2月中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產業」一詞出現95次，與102次的「香港」比肩。事實上，特區政府最近十年已不時把「產業發展」掛在嘴邊，更揚言會推動「產業轉型」，可惜事與願違—說好的「產業政策」似有還無，結果「四大行業」穩踞本地生產總值（GDP）近六成，「六大優勢產業」則仍佔不足10%。究其原因何在？
金融服務業一直是本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資料圖片)
若問「何謂產業」，相信大多數人都似懂非懂，或以為其是「行業」的同義詞。簡單而言，「產業」是具有某種共同特性的「行業」之集合體，以航空產業為例，當中涵蓋飛機餐飲、維修、租賃及機艙服務等各行各業；至於「產業政策」，則指政府對土地、技術、勞動力、產品市場及資本市場等進行調控，實施諸如關稅、補貼、稅務優惠、研發補助、政府採購、設立工業區、特許經營權等等有序、連貫而全面的政策，以輔助特定產業發展，達致經濟結構轉型。
不過，對特區政府而言，「產業」似乎與「行業」無異。官方一直強調，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工商專業是「四大支柱行業」。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提出鞏固這四大支柱及發展六項優勢產業（文創、醫療、教育、創科、檢測及認證、環保），認為「只要政府在政策上適當扶持，（就可）解決業界面臨的發展障礙」。結果截至2016年，前者的GDP佔比僅由2008年的56.7%微跌至56.6%，後者雖由7.5%略升至8.9%，但仍佔不足一成，經濟結構未有顯著改變。
香港產業發展之難，不少專家歸咎癥結在於產業政策欠缺藍圖、力度不足，折騰十年，似有還無。
六項優勢產業當中，以表現最好的創意及文化產業為例，港府先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成立「創意香港」專責辦公室，再分兩次注資6億元成立「創意智優計劃」以輔助創企成立，又資助香港設計中心策動「設計創業培育計劃」等活動或獎項；另外，政府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拓內地市場。然而，琳瑯滿目的措施，能否與問題對焦、對文創產業又有多大幫助？其GDP佔比僅由2008年4%提升至2016年的4.5%，遠低於深圳的10%，而就業人口佔比也僅增加了0.2個百分點（2.15萬人）。
文化創意產業是六項優勢產業中發展最佳，但在GDP佔比中仍增加不多。圖為因虧損已結束的動漫基地。(資料圖片/政府新聞處)
「創意產業主要通過不同政府部門作項目撥款去推動，但項目多屬一次性，對產業並無長遠的投入，而撥款機制更出現官僚和僵化等問題，令撥款欠缺效益。」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陳瑞貞曾於2014年撰寫《政府無決心，創意產業難起飛》一文，點出文創產業政策效果不彰的關鍵。亞太藝術創意教育交流協會會長林桂光亦曾批評，「政府推動文化創意最大的殘障，是欠缺能力全面審視整個文化創意發展的生態及其需要」，不願成立跨部門專項政策局以全面統籌和規劃，導致「文化」、「創意」及「產業」在不同部門三分割裂，未能成形成器。
上例可見，對於產業政策，政府並非不作為，但亂無章法的作為，後果就似是無作為。歸根究柢，是政府不明白何謂產業政策，還是政府不願意推行更加積極有效的產業政策呢？
不需
「（回歸前）香港根本不需要產業政策。」嶺南大學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鄭國漢說。這句話正正點出產業政策未見實績的首個關鍵，導致港府慣了坐等發展。他形容香港「太幸運」，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及八十至九十年代，兩次經濟結構轉型，俱因國內外政治形勢或政策變動、時來運到地發生。例如，國共內戰前後，內地紡織服裝業大規模移植來港，至1950年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重創本港轉口貿易，正好從根本上把轉口服務型經濟改變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經濟。鄭國漢笑言，「（轉口）貿易機會少了，我們（企業家）就找出路……我也做過玩具業、串膠花。」
鄭國漢認為，回歸前社會太滿足於現狀，根本沒有洞察力要制訂長遠產業政策。(歐嘉樂攝)
至七十年代爆發世界石油危機，全球貿易需求放緩，幸而另一道門再為香港打開—內地的「改革開放」。「我們在想怎樣提升、升級；與此同時，大陸開門了，一開門大家覺得不需要（升級）啦！將原本的（工業）搬入去不就可以了，不用改變。」鄭國漢續說，即使工業在香港已沒有生存空間，但內地生產成本低廉，使本港的製造業放棄升級，改為大規模北移，「他們不只重生，規模亦更大。」加上內地出口擴張、資金南下，香港經濟又再順勢變回以轉口及服務出口為主的結構。
鄭國漢直言，當時社會太滿足於現狀，根本沒有洞察力要制訂長遠產業政策，為未來經濟形勢轉變及早籌謀；然而，外地政府都會提早預測危險或機遇，主動擬定發展方向及政策目標，而非被動放任地等讓行業優勝劣敗。他以1965年才建國的新加坡為例，認為當地不及香港幸運，沒有先天的經濟環境，唯有自己升級，「升級是痛苦的，需要勒緊褲帶投資，甚至有風險。如同父母節食，讓子女讀書，捱一下苦，但有希望。」1979年，新加坡提出「第二次工業革命」，銳意把新加坡建成以機械、外貿、運輸、服務及旅遊等五大產業為主體的現代工業國，並輔以一系列產業政策，包括大幅提升工人薪酬、為高科技工業提供優惠、推出科研雙重扣稅方案；至八十年代初期，當地GDP平均每年增長已達8.5%。
香港連續25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經濟體」。(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殖民時期的發展順遂，導致香港欠缺危機意識、不擅未雨綢繆，至1997年主權回歸後，以公務員為主導的特區政府，對產業發展的思維自也繼續與港英政府一脈相承。鄭國漢舉例指，首任特首董建華原欲開拓創科產業，但惹來社會質疑，擔心若發展不擅長的產業，或會為香港帶來虧損，「財政官員曾在內部說過，要搞科技創新轉型，最多只會投資50億元，不成功就不成功。」結果，1998年政府首設50億元創科基金，隔了17年後，基金才於2015年再獲注資50億元。「這是荒唐的想法！假如經濟轉型的成本只是50億元，那不是太簡單了嗎？」鄭國漢無奈地道。
不要
有別於鄭國漢從社會發展形勢的分析，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民主思路理事宋恩榮，則從港英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施政方針切入，解釋當今政府的產業政策思維是怎樣形成的。「基本上，一直都是積極不干預政策。」宋恩榮說，港英政府相信市場分配，故不需要推行產業政策，也沒有制訂長遠目標，只任由市場自由競爭，從而維持社會穩定。
1980年，全球經濟受福利國家與社會主義計劃思想影響，傾向認同干預政策，時任財政司夏鼎基遂把經濟政策原則由「自由放任」修訂為「積極不干預」，以抵擋要求政府出手的壓力。這條容不下「政策干預」的鐵律，連續25年把香港捧上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的「最自由經濟體」，但也導致政府過度依賴市場，忽視自己在經濟發展上的必要角色，更遑論積極推行產業政策。
宋恩榮認為，特區政府沒有野心推行產業政策。(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金融服務業一直是本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資料圖片)
若問「何謂產業」，相信大多數人都似懂非懂，或以為其是「行業」的同義詞。簡單而言，「產業」是具有某種共同特性的「行業」之集合體，以航空產業為例，當中涵蓋飛機餐飲、維修、租賃及機艙服務等各行各業；至於「產業政策」，則指政府對土地、技術、勞動力、產品市場及資本市場等進行調控，實施諸如關稅、補貼、稅務優惠、研發補助、政府採購、設立工業區、特許經營權等等有序、連貫而全面的政策，以輔助特定產業發展，達致經濟結構轉型。
不過，對特區政府而言，「產業」似乎與「行業」無異。官方一直強調，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工商專業是「四大支柱行業」。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提出鞏固這四大支柱及發展六項優勢產業（文創、醫療、教育、創科、檢測及認證、環保），認為「只要政府在政策上適當扶持，（就可）解決業界面臨的發展障礙」。結果截至2016年，前者的GDP佔比僅由2008年的56.7%微跌至56.6%，後者雖由7.5%略升至8.9%，但仍佔不足一成，經濟結構未有顯著改變。
香港產業發展之難，不少專家歸咎癥結在於產業政策欠缺藍圖、力度不足，折騰十年，似有還無。
六項優勢產業當中，以表現最好的創意及文化產業為例，港府先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成立「創意香港」專責辦公室，再分兩次注資6億元成立「創意智優計劃」以輔助創企成立，又資助香港設計中心策動「設計創業培育計劃」等活動或獎項；另外，政府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拓內地市場。然而，琳瑯滿目的措施，能否與問題對焦、對文創產業又有多大幫助？其GDP佔比僅由2008年4%提升至2016年的4.5%，遠低於深圳的10%，而就業人口佔比也僅增加了0.2個百分點（2.15萬人）。
文化創意產業是六項優勢產業中發展最佳，但在GDP佔比中仍增加不多。圖為因虧損已結束的動漫基地。(資料圖片/政府新聞處)
「創意產業主要通過不同政府部門作項目撥款去推動，但項目多屬一次性，對產業並無長遠的投入，而撥款機制更出現官僚和僵化等問題，令撥款欠缺效益。」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陳瑞貞曾於2014年撰寫《政府無決心，創意產業難起飛》一文，點出文創產業政策效果不彰的關鍵。亞太藝術創意教育交流協會會長林桂光亦曾批評，「政府推動文化創意最大的殘障，是欠缺能力全面審視整個文化創意發展的生態及其需要」，不願成立跨部門專項政策局以全面統籌和規劃，導致「文化」、「創意」及「產業」在不同部門三分割裂，未能成形成器。
上例可見，對於產業政策，政府並非不作為，但亂無章法的作為，後果就似是無作為。歸根究柢，是政府不明白何謂產業政策，還是政府不願意推行更加積極有效的產業政策呢？
不需
「（回歸前）香港根本不需要產業政策。」嶺南大學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鄭國漢說。這句話正正點出產業政策未見實績的首個關鍵，導致港府慣了坐等發展。他形容香港「太幸運」，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及八十至九十年代，兩次經濟結構轉型，俱因國內外政治形勢或政策變動、時來運到地發生。例如，國共內戰前後，內地紡織服裝業大規模移植來港，至1950年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重創本港轉口貿易，正好從根本上把轉口服務型經濟改變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經濟。鄭國漢笑言，「（轉口）貿易機會少了，我們（企業家）就找出路……我也做過玩具業、串膠花。」
鄭國漢認為，回歸前社會太滿足於現狀，根本沒有洞察力要制訂長遠產業政策。(歐嘉樂攝)
至七十年代爆發世界石油危機，全球貿易需求放緩，幸而另一道門再為香港打開—內地的「改革開放」。「我們在想怎樣提升、升級；與此同時，大陸開門了，一開門大家覺得不需要（升級）啦！將原本的（工業）搬入去不就可以了，不用改變。」鄭國漢續說，即使工業在香港已沒有生存空間，但內地生產成本低廉，使本港的製造業放棄升級，改為大規模北移，「他們不只重生，規模亦更大。」加上內地出口擴張、資金南下，香港經濟又再順勢變回以轉口及服務出口為主的結構。
鄭國漢直言，當時社會太滿足於現狀，根本沒有洞察力要制訂長遠產業政策，為未來經濟形勢轉變及早籌謀；然而，外地政府都會提早預測危險或機遇，主動擬定發展方向及政策目標，而非被動放任地等讓行業優勝劣敗。他以1965年才建國的新加坡為例，認為當地不及香港幸運，沒有先天的經濟環境，唯有自己升級，「升級是痛苦的，需要勒緊褲帶投資，甚至有風險。如同父母節食，讓子女讀書，捱一下苦，但有希望。」1979年，新加坡提出「第二次工業革命」，銳意把新加坡建成以機械、外貿、運輸、服務及旅遊等五大產業為主體的現代工業國，並輔以一系列產業政策，包括大幅提升工人薪酬、為高科技工業提供優惠、推出科研雙重扣稅方案；至八十年代初期，當地GDP平均每年增長已達8.5%。
香港連續25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經濟體」。(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殖民時期的發展順遂，導致香港欠缺危機意識、不擅未雨綢繆，至1997年主權回歸後，以公務員為主導的特區政府，對產業發展的思維自也繼續與港英政府一脈相承。鄭國漢舉例指，首任特首董建華原欲開拓創科產業，但惹來社會質疑，擔心若發展不擅長的產業，或會為香港帶來虧損，「財政官員曾在內部說過，要搞科技創新轉型，最多只會投資50億元，不成功就不成功。」結果，1998年政府首設50億元創科基金，隔了17年後，基金才於2015年再獲注資50億元。「這是荒唐的想法！假如經濟轉型的成本只是50億元，那不是太簡單了嗎？」鄭國漢無奈地道。
不要
有別於鄭國漢從社會發展形勢的分析，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民主思路理事宋恩榮，則從港英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施政方針切入，解釋當今政府的產業政策思維是怎樣形成的。「基本上，一直都是積極不干預政策。」宋恩榮說，港英政府相信市場分配，故不需要推行產業政策，也沒有制訂長遠目標，只任由市場自由競爭，從而維持社會穩定。
1980年，全球經濟受福利國家與社會主義計劃思想影響，傾向認同干預政策，時任財政司夏鼎基遂把經濟政策原則由「自由放任」修訂為「積極不干預」，以抵擋要求政府出手的壓力。這條容不下「政策干預」的鐵律，連續25年把香港捧上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的「最自由經濟體」，但也導致政府過度依賴市場，忽視自己在經濟發展上的必要角色，更遑論積極推行產業政策。
宋恩榮認為，特區政府沒有野心推行產業政策。(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1989年至1997年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英國經濟學家顧汝德，曾於著作《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中，形容自由放任政策「扮演了限制特權階級獲取國家資源和充滿倫理色彩的角色」。然而，正正因為這種「不干預」，變相放任財團坐大，導致資源分配更加不均、經濟結構更難轉型、貧富懸殊更趨嚴重。宋恩榮認為，由於社會結構固化、深層矛盾複雜，即使香港回歸，特區政府也沒有野心推行產業政策了。
歷經1997年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肆虐，深層次矛盾漸現，加上珠三角地區產業升級，香港經濟面臨轉型挑戰，曾蔭權遂於2006年改以「大市場小政府」為經濟原則，但他強調，當局只會在「小政府」的規限下配合市場需要，而且不會干預任何私營界別可以自行處理的事；政策思維如此，難怪「六大產業」政策不全、似有還無，甚至被揶揄是「即興的發展策略」。至2012年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無可否認，主張「適度有為」的他，的確比往屆政府更積極以政策介入市場，然而，他狹隘地以為產業化必然會影響服務質素，甫上任便將教育及醫療剔出「六大產業」之列；兩任首長竟對同一產業有南轅北轍的看法，亦難怪產業政策缺乏可持續性。
宋恩榮說，對香港而言，要做整全的經濟規劃並非易事。（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依賴商界盲從業界——弱勢政府不敢做不敢為
不敢
「我們唯一的發展藍圖，是基建及城市規劃，而非經濟發展。內地一直都有，因為是『計劃經濟』。大灣區要搞藍圖，（是）好頭痛的問題。香港政府如何come up with（提出）一個藍圖？1842年到現在，百幾兩百年，香港沒有這回事。政府（收支）有《財政預算案》，土地規劃來自《香港2030+》，（至於）經濟規劃？這麼多年都沒有。」宋恩榮坦言，要做整全的經濟規劃並非易事，「試想像，政府要設立一個委員會，涵蓋各行各業，集思廣益規劃未來五年、十年……得出一個vision（願景）後，有沒有follow up action（跟進措施）去實行？誰負責去實行呢？」
事實上，歷任特首都慣於成立諮詢委員會，為經濟發展問題「把脈」。這套沿襲港英政府的「行政吸納政治」，把商界精英納入行政機構，藉此賦予統治階級合法性。不過，時至今日，這些諮詢架構的效果漸漸式微，與經濟發展及產業政策攸關的就更加欠奉。
董建華曾於1998年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又特設「國際顧問委員會」，謀劃長遠發展；後者14名非官守成員全部由國際知名企業的領袖出任，包括摩托羅拉、德意志銀行、滙豐控股、豐田汽車、蜆殼集團及聯邦儲備局等等，惟每年僅召開一次會議，且未有公布任何成果。曾蔭權上場後，將約70至150人的「策發會」視為最重要的諮詢組織，當中有近半非官守成員來自工商界；至2008年底，因應金融海嘯挑戰，他又特邀10位知名人士組成「經濟機遇委員會」，其中8人屬商界，該會建議發展「六大產業」後並無後續，即告解散。
經濟發展委員會5年任期內，全面產業政策無影，經濟結構亦無大轉變。（資料圖片）
梁振英任內的「經濟發展委員會」，是首個針對產業發展而成立的高層次、跨部門組織，銳意針對航運，旅遊，專業服務，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等，制訂全面產業政策，而22名非官守成員中，有18人是工商界代表。委員會曾經促使當局成立民航訓練學院、全面評估本港旅遊承接力、擴大創新及科技基金的資助範圍、額外注資電影發展基金，以及擴建會議展覽中心等等；不過，有關措施與「全面產業政策」有一定落差，被指「不痛不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梁振英曾引述經委會稱，「香港的經濟發展充滿機遇，政府必須配合業界的發展需要」。然而，如果政府只是追着業界跑，即「配合」而非「引領」產業發展，就能突破目前經濟困局嗎？2013年以經濟學家身份加入經委會的鄭國漢坦言，「我們只係建議，究竟落實幾多，能否落實都要視乎政府」，故實際上難以為社會帶來驚喜；但他強調，已落實的措施有正面影響。
鄭國漢強調，政府必須在決定採取什麽政策後向人民解釋，說好自己的論述。（歐嘉樂攝）
「產業政策（的推行），需要一個強勢政府。」鄭國漢指出，若要推動產業政策，政府的決心及能力缺一不可，強勢政府會義無反顧，弱勢政府則面臨諸多阻滯，「我們體制內太多內耗，沒有共識向前。歷屆特區政府都是弱政府，沒有強政府。」宋恩榮也認同，行政立法關係緊張，政府認受性低，「如果要高瞻遠足、發展高風險行業、提供合適政策，困難度更高。」
無獨有偶，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也成立高層次的諮詢組織「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取代「經濟發展委員會」及「策略發展委員會」，並同樣以產業發展為重點之一，而36名非官方成員中亦不乏曾任上述委員會的工商界「舊面孔」。「改名不換臉」的委員會，就能提出比以前更有序、連貫而全面的產業政策？自詡「好打得」的林鄭政府，就會比前朝政府更加敢作敢為敢推動？對於顧問團的成效，宋恩榮笑言，「好多嘢未成熟，沒有客觀環境。（諮詢組織）可以提很多vision。但除咗死了好多棵樹（指開會耗費紙張），有什麼用途呢？不知道。」
林鄭月娥上任後，成立高層次的諮詢組織「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資料圖片）
「香港的結構轉型，特別是根本性的轉變，不可能由本地市場因素推動。而即使在產業部門之內的調整，香港亦缺乏技術和組織創新能力來推動。而在外力不可得的情況下，香港若要從目前結構轉型困難中脫拔出來，要達成結構的良性轉型，唯一的方法是從政府政策入手，用政府的政策資源來掌握外部和內部的市場機會。」早於2003年，曾任世界銀行顧問、現任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已經發表論文《結構轉型與香港的產業政策》，力諫當局應該積極作為、帶動產業發展，「這要求特區政府從政策方向、原則和具體方法上，有一個根本性的更新轉變。」
事隔16年，該變的，似乎仍然未有大變，不該變的，卻在慢慢改變。
「我們唯一的發展藍圖，是基建及城市規劃，而非經濟發展。內地一直都有，因為是『計劃經濟』。大灣區要搞藍圖，（是）好頭痛的問題。香港政府如何come up with（提出）一個藍圖？1842年到現在，百幾兩百年，香港沒有這回事。政府（收支）有《財政預算案》，土地規劃來自《香港2030+》，（至於）經濟規劃？這麼多年都沒有。」宋恩榮坦言，要做整全的經濟規劃並非易事，「試想像，政府要設立一個委員會，涵蓋各行各業，集思廣益規劃未來五年、十年……得出一個vision（願景）後，有沒有follow up action（跟進措施）去實行？誰負責去實行呢？」
事實上，歷任特首都慣於成立諮詢委員會，為經濟發展問題「把脈」。這套沿襲港英政府的「行政吸納政治」，把商界精英納入行政機構，藉此賦予統治階級合法性。不過，時至今日，這些諮詢架構的效果漸漸式微，與經濟發展及產業政策攸關的就更加欠奉。
董建華曾於1998年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又特設「國際顧問委員會」，謀劃長遠發展；後者14名非官守成員全部由國際知名企業的領袖出任，包括摩托羅拉、德意志銀行、滙豐控股、豐田汽車、蜆殼集團及聯邦儲備局等等，惟每年僅召開一次會議，且未有公布任何成果。曾蔭權上場後，將約70至150人的「策發會」視為最重要的諮詢組織，當中有近半非官守成員來自工商界；至2008年底，因應金融海嘯挑戰，他又特邀10位知名人士組成「經濟機遇委員會」，其中8人屬商界，該會建議發展「六大產業」後並無後續，即告解散。
經濟發展委員會5年任期內，全面產業政策無影，經濟結構亦無大轉變。（資料圖片）
梁振英任內的「經濟發展委員會」，是首個針對產業發展而成立的高層次、跨部門組織，銳意針對航運，旅遊，專業服務，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等，制訂全面產業政策，而22名非官守成員中，有18人是工商界代表。委員會曾經促使當局成立民航訓練學院、全面評估本港旅遊承接力、擴大創新及科技基金的資助範圍、額外注資電影發展基金，以及擴建會議展覽中心等等；不過，有關措施與「全面產業政策」有一定落差，被指「不痛不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梁振英曾引述經委會稱，「香港的經濟發展充滿機遇，政府必須配合業界的發展需要」。然而，如果政府只是追着業界跑，即「配合」而非「引領」產業發展，就能突破目前經濟困局嗎？2013年以經濟學家身份加入經委會的鄭國漢坦言，「我們只係建議，究竟落實幾多，能否落實都要視乎政府」，故實際上難以為社會帶來驚喜；但他強調，已落實的措施有正面影響。
鄭國漢強調，政府必須在決定採取什麽政策後向人民解釋，說好自己的論述。（歐嘉樂攝）
「產業政策（的推行），需要一個強勢政府。」鄭國漢指出，若要推動產業政策，政府的決心及能力缺一不可，強勢政府會義無反顧，弱勢政府則面臨諸多阻滯，「我們體制內太多內耗，沒有共識向前。歷屆特區政府都是弱政府，沒有強政府。」宋恩榮也認同，行政立法關係緊張，政府認受性低，「如果要高瞻遠足、發展高風險行業、提供合適政策，困難度更高。」
無獨有偶，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也成立高層次的諮詢組織「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取代「經濟發展委員會」及「策略發展委員會」，並同樣以產業發展為重點之一，而36名非官方成員中亦不乏曾任上述委員會的工商界「舊面孔」。「改名不換臉」的委員會，就能提出比以前更有序、連貫而全面的產業政策？自詡「好打得」的林鄭政府，就會比前朝政府更加敢作敢為敢推動？對於顧問團的成效，宋恩榮笑言，「好多嘢未成熟，沒有客觀環境。（諮詢組織）可以提很多vision。但除咗死了好多棵樹（指開會耗費紙張），有什麼用途呢？不知道。」
林鄭月娥上任後，成立高層次的諮詢組織「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資料圖片）
「香港的結構轉型，特別是根本性的轉變，不可能由本地市場因素推動。而即使在產業部門之內的調整，香港亦缺乏技術和組織創新能力來推動。而在外力不可得的情況下，香港若要從目前結構轉型困難中脫拔出來，要達成結構的良性轉型，唯一的方法是從政府政策入手，用政府的政策資源來掌握外部和內部的市場機會。」早於2003年，曾任世界銀行顧問、現任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已經發表論文《結構轉型與香港的產業政策》，力諫當局應該積極作為、帶動產業發展，「這要求特區政府從政策方向、原則和具體方法上，有一個根本性的更新轉變。」
事隔16年，該變的，似乎仍然未有大變，不該變的，卻在慢慢改變。
節錄自第15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8日）《香港經濟結構單一 難迎大灣區挑戰 產業政策為何似有還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