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須軟實力 港可作先鋒 經濟日報 2015年7月29日

一帶一路須軟實力 港可作先鋒

今日香港政府及商界都熱烈討論「一帶一路」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按財爺曾俊華的說法，香港未來30年經濟發展的中心，就靠「一帶一路」。香港可發揮的角色包括融資、資產管理、離岸人民幣服務、貿易、航運、國際法律仲裁、總部及專業支援，及人才培訓和人文交流等。

迄今香港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香港的商機，忽略了「一帶一路」的影響十分廣泛，除了經濟，還有國際關係、外交及社會和文化交流各個範疇。除了影響香港和國家，還會對全球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中國走出去 冀訂國際新規則

在過去30多年，國家通過改革開放迅速走向國際化，而香港亦成為國家邁向全球的橋樑。「一帶一路」的戰略標誌着國家不但接受國際化的準則，更要進一步參與塑造全球化的遊戲規則。中國領導成立的亞投行，打破了二戰之後70年來美國領導的「布烈頓森林亅（Bretton Woods）制度，是全球首個沒有美國參與的多邊國際銀行。

近年中國外援數額龐大，大部分是無償的雙邊援助，條件是受援國需要在外交上支持中國，或售賣天然資源（石油、礦產）給中國。這種模式成效並不理想，容易引起「新殖民主義」的指控，並往往縱容受援國的政府專權及貪污。亞投行的成立標誌着中國外援策略採納現代化國際準則，由雙邊走向多邊，由政治因素走向經濟及可持續發展等因素。

在接受現代國際準則時，中國也主動塑造新的國際準則。亞投行的目標有別於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後者的核心任務主要是減貧，亞投行的核心任務卻是通過投資準商業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亞投行除了要參考世界銀行的管治模式和貸款準則，也要嘗試建立嶄新的國際管治模式和準則以適應亞投行的核心任務。對傳統上傾向閉關自守的中國來說，這個嘗試是極大的挑戰。

港角色 遠超金融專業等範疇

香港在國家對外經濟戰略中的角色，其實遠超金融、專業服務、航運、物流及法律仲裁等範疇。廿一世紀的國際關係，除了軍事、政治，經濟等「硬實力」，還要講究文化和傳媒的「軟實力」。香港一直是全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也是東西文化交滙的橋樑，是國際傳媒中心，也是眾多國際民間團體（包括NGO）滙聚的都市，擅於適應和處理多元文化社會的矛盾。

香港為國家提供了「軟實力」的多元對外平台，國家可以透過香港的國際傳媒發揮影響力。香港有眾多來自東南亞和全球各地的僑社，國家可以透過這些僑社拓展對外關係。

亞投行的籌建和營運，不但包括眾多亞洲區的國家，還包括不少西歐國家。亞投行的管治及其在各國投資的項目，將受國際傳媒和眾多民間團體（包括環保團體）高度關注。國家要善於和國際傳媒和各國的民間團體打交道，才能順利拓展「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經濟戰略，而香港在此正可發揮其國際平台的關鍵作用。

港青棄狹隘思潮 助建新秩序

香港須提高其國際平台的競爭力，方能充分利用國家發展的機遇。香港須改善其競爭力的弱項，包括增加土地供應，培訓人才，加強研發投資及產業多元化等。

香港更須維持及進一步發展其獨特的強項，特別是香港在經濟自由、新聞自由、資訊自由及政府廉潔透明的優勢，並維護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為此，中央及特區政府須認真在香港落實基本法中對自由、人權和法治的種種保障。

如果香港的獨特優勢弱化，香港不單止不能保持其競爭力，「一國兩制」的前景亦蒙上陰影，而香港亦難以發揮其作為國家對外平台的重要作用，進而對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發展也有不利的影響。

發揮港優勢 重塑與國家關係

中國「一帶一路」的對外戰略，是進一步國際化，也是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作為全國最國際化和最開放的城市，香港要抓緊此機遇。香港的青年，如果能夠擺脫狹隘的本土思潮，利用香港開放和國際化的優勢，培養國際視野和國際頂級的專業知識，便能夠鞏固香港作為國家對外的橋樑，重新塑造香港與國家的關係，並進一步參與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撰文: 宋恩榮 民主思路理事、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客座教授
機構: 民主思路

世界為何在市場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之間重覆打轉？《經濟說，信仰話》 2015年7月

從年代大蕭條到今天，全球思潮出現三次大幅搖擺。首次搖擺發生於1930年代，背景是資本主義世界出現大蕭條，而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則迅速工業化。西方及中國思潮都擺向社會主義，美國出現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而中國共產党亦在此環境中崛起。在二戰後，共產黨更在眾多東歐國家及亞洲的中國、北韓和北越執政。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政黨（例如英國工黨）則在英國、西欧和第三世界國家執政。不少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也採用計劃經濟的方式來發展經濟。

第二次搖擺在1989年發生，背景是天安門事件和栢林圍牆倒塌，蘇聯集團隨之崩潰，世界思潮擺向市場，西方出現市場化和解除管制的潮流，而中國則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全面市場化。眾多發展中的國家（例如印度和越南）都相繼推行改革開放和市場化。

第三次搖擺在2008年發生，背景是全球金融風暴和中國崛起，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而中國卻迅速增長。全球思潮再度擺向社會主義，西方興起管制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潮流，不少瀕破產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被國家接管，而中國則出現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熱。

全球思潮為何重覆搖擺？

思潮重覆打轉的一個原因，是人的記憶短暫。例如今天中國年青人沒有文革的經歷，對中央計劃的災難性後果也沒有親身體驗，容易美化毛澤東時代。古典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說：「不認識歷史的人註定要重覆歷史」。

市場及社會主義意識兩種形態其實都是「偽意識形態」，用基督教術語說，是假神，而這是全球知識界思潮重覆打轉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們把希望放在假神而非獨一真神之上，當一個假神使我們失望時，我們便會倒向另一個假神。

市場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共同點

市場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並非完全對立，兩者的共同点其實遠超其相異之處，例如兩者都崇尚物質主義，以經濟福利為主要目標，兩者都承傳啟蒙運動的傳統，信賴人的理性，認為人可憑自己的力量使經濟達至完美而無需恩典。兩者的不同之處，主要是市場意識形態相信個人的力量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則相信集體的力量，不過兩者都相信人憑己力便可以自救而無需神的救贖。兩者都是偽意識形態，難免使我們失望，而世界潮流便在兩個假神之間打轉。

市場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在同一個歷史背景下產生，當時歐洲逐步從中古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出现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乃至農業和工業革命，人的觀念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古時代的思想主要受天主教影響：來生比今生重要，宗教活動（例如贖罪和聖禮）比經濟活動更重要。富人的財富應該用來捐献教會興建大教堂或救濟窮人，而非用於累積資本擴大生產。人與人的關係是主内弟兄友愛而非個體的偶然組合。

現代社會的產生，促使歐洲的傳統思想出現大變化。啟蒙運動以反宗教的面貌出現，高舉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否定人的罪性，以理性取代神的啟示，倡議人可通過自己的理性改造社會達到美善。現代思潮既然否訂了神和來生，今生的活動使變得最重要。而在資本主義興起的背景下，經濟活動自然成為最重要的活動。

市場和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都是在歐洲社會蜕变的過程中產生，自然地承傳了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並以經濟活動為人類社會的主要目標。兩者的分別，主要是市場意識形態接受了「經濟人」的觀點，強調個人主義，而社會主義思潮則以反市場的形態出現，保留了基督教文化中強調兄弟友愛的傳統。 

古典保守主義

在现代知識界思潮中，英國十八世紀一度流行的古典保守主義（Classical Conservatism），承傳了基督教的傳统，以基督教價值觀應對現代社會。古典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家兼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及史學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等。古典保守主義認為人並非完全理性或個人主義，亦非完全的「經濟人」。人可以為善或為惡，人在罪和恩典前平等（所有人都有罪，都需要恩典），在神和法律前平等，其才能及天賦卻不平等。

古典保守主義有限度支持市場，主要並非因為市場高效，而是因為市場制度對保障私有產權和自由有利，市場和私有制避免權力集中，能促進社會多元化。古典保守主義有限度支持國家，並非相信國家權力可以構建理想社會，而是因為罪人的社群需要政府維持法律和秩序，避免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古典保守主義同時強調「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或者「權力越大，濫權的危險亦越大」（埃德蒙•伯克的名言），是以需要三權分立以限制國家的權力。

古典保守主義亦有限度支持政府干預市場。人是互相關聯而非個體存在，市場亦不完善，是以富人有幫助窮人的義務，社會保障和所得再分配也值得支持。

在古典保守主義者的眼中，市場、國家和政府干預都不是理想的機制，不過墮落後的人類社會需要這些機制維持生產和秩序。古典保守主義者並不認為可以憑人的力量在地上實行天國，這並不意味著人應消極地放棄社會責任。反之，我們更應積極地對抗罪惡。在這問题上，埃德蒙•伯克有三句被後世反覆引用的名言：

「罪惡勝利的唯一條件，是好人甚麼都不做」
「衹要有良心的人沉默，暴政便會得逞」
「一個人如果因為衹能做小小好事而沒有行動，其錯誤比不做任何事的人更大」。

古典保守主義的世界觀和人觀，其實建基於基督教文化，可是基督教文化在西方社會衰落後，古典保守主義的影嚮力亦減退。

總括而言，如果我們信賴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的假神，我們註定要在市場及社會主義兩個偶像之間打轉。

經濟全球化與所得分配：探索與反思 《經濟說，信仰話》 2015年7月

全球化涉及多個泛疇，包括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等等，本文集中討論經濟的全球化，主要是因為筆者專業的局限，並非因為文化、政治或社會等領域的全球化並不重要。

經濟全球化的動力

經濟全球化的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科技，特別是交通運輸（如飛機）和通訊（如互聯網），其二是市場，世界市場是最大規模的市場，可促進分工及規模經濟，經濟學的鼻祖亞當史密夫一早指出：「分工受市場的規模限制」(Specialization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急先鋒

向全球擴張是市場的固有邏輯，是以經濟全球化往往走在文化、政治及社會全球化之先。擴展貿易便是地理大發現時代（Age of Discovery）的主要動力。哥倫布發展美洲，主要是企圖打通歐洲與印度的貿易航道。當年歐洲人來華，商人便先於政府使節和宣教士到達。全球化經濟方面的進展遠超其他領域，也做成多種不平衡和難題。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完善的監管，可是國際商貿的發展，遠超國際監管的能力。我們有龐大的世界市場，卻沒有相匹配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監管機構。在民族國家政治體制的局限之下，世界監管機構（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等）注定是低效率和軟弱的機構。

因為缺乏足夠監管，國際商貿往往出現明顯的弊端，例如黑奴貿易、象牙貿易、犀牛角貿易，乃至雛妓貿易、性旅遊團等等。因鴉片貿易而開埠的香港，至今仍然是國際洗黑錢的一個中心。

經濟全球化雖然帶來不少弊端，可是全球化的趨勢不會逆轉。神創造人，並要求人「要生養眾多，遍佈地面，治理這地……」(創1:28)，這是人類活動全球化的召命。在宣揚救贖方面，也同樣有全球化的召命，「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16:15)，「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因為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的基石，我們不能對國際監管的效能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本文的目標，不在於提出全球化的經濟有何出路（我們無力在地上實行天國），祗在於分析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趨勢和影響，提供有識之士作進一步的探討和思考。

經濟全球化：實體經濟與金融活動

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四個渠道：貿易、投資、人口流動及金融流動。前三者是「實體」（real）經濟活動，而金融活動的本意是便利和配合經濟實體活動。不過，現代經濟的金融活動相對獨立，往往反客為主，甚至主宰實體經濟活動，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便對實體經濟有十分惡劣的影響。

本文首先討論實體經濟全球化的三個渠道（貿易、投資及人口流動），特別著重經濟全球化對全球所得分配的影響，然後才討論國際金融活動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里程碑：東方進入世界市場

在1989至1992年間，世界經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89年柏林圍牆崩潰，隨後蘇聯集團解體。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全面開放，而印度經濟亦於1991年開放。本文統稱蘇聯集團、中國及印度為「東方」。「東方」的人口達全球一半以上，而在短短幾年之間，東方的開放使全球一半人口進入世界市場。

經濟全球化對所得分配的影響

實體經濟的全球化，通過貿易、投資及人口流動三個渠道，三個渠道的流動都會增加落後地區（東方）的工資，卻壓抑發達地區（西方）的工資，結果是壓縮東、西兩方的工資差距。東方進入世界市場，也提高了全球資本的回報，主要是企業的產品可行銷更大的市場。此外，品牌、技術和研發的回報也同樣上升。

壓縮全球工資差距的三個途徑

東方參與世界市場的三個途徑(勞工流動、投資和貿易)，都會壓縮東、西方的工資差距。人口流動主要是東方的工人到西方打工，會壓低西方的工資。至於東方的工資，則會因工人減少而有所提高。

國際投資主要是西方的企業轉移到東方尋求廉價勞工，此舉使西方的勞工需求減少，壓抑西方的工資，不過卻增加東方的勞工需求，增加東方的工資。

國際貿易，主要是東方向西方出口勞動力密集的產品（如成衣、塑膠花），此舉與出口勞工相似，而西方則由東方入口勞力密集的產品，此舉與入口勞工相似，結果是壓抑西方的工資和提高東方的工資。

在三個途徑之中，勞工流動對工資的影響最強，而國際貿易對工資的影響則最弱。國際貿易對工資差距的影響較弱，主要是因為國民產值中通常約有一半是服務業。制造業的產品一般是「可貿易」的產品，即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入口，是以本地製造業產品難免入口產品的競爭，本地製造業的工人亦要面對入口產品的威脅。服務卻是無形的，往往是「不可貿易的」，即難以通過國際貿易進口，是以本地服務業的工人可以免於入口的競爭，其就業機會也有天然的保障。例如美國汽車生產業（製造業）需面對入口汽車的競爭，其工人就業會受入口汽車威脅，可是美國汽車司機行業（服務業）的服務卻只能在美國本土提供而不能入口，是以國際貿易對美國汽車司機的就業沒有直接影響。

國際投資對壓縮東西兩方的工資差距的影響超過國際貿易。服務一般不能入口，可是大企業卻可以把西方的後勤服務（如數據輸入、會計服務、飛機維修、電話查詢服務、傳呼台或秘書台服務等等）透過國際投資轉移到東方。通過國際投資，西方在後勤服務工作的工人，也要面對東方廉價勞工的威脅，不過西方服務業直接面對顧客的台前服務（如餐館侍應）卻不能搬到東方，是以國際投資對西方的台前服務員沒有直接威脅。

在三個壓縮東西兩方工資差距的渠道中，勞工流動的影響最大。如果西方容許入口東方勞工，西方的工人會全面面對競爭，就是台前服務員的就業也受到威脅。此外，新移民會成為社會福利的負擔，是以自從福利國家在二十世紀興起，西方便嚴格控制移民。十九世紀時還未有福利國家，移民遠較今天自由，當時美國和其他新世界的國家（澳洲、紐西蘭等）便大量吸收外來移民。今天號稱「全球化」的世界，勞工流動其實遠不及十九世紀，不過國際貿易及國際投資的重要性卻遠超十九世紀。本文將集中討論國際貿易及投資對所得分配的影響。

全球化如何影響東方的所得分配

所得分配受多種因素影響，如政治權力分配，貪污、教育、物業擁有分配等等。本文假定以上因素不變，集中討論國際貿易及投資對所得分配的影響。國際貿易及投資使東方的工資上升，使東方的所得分配趨向改善。可是經濟全球化也使東方的資本、品牌（如阿里巴巴）、技術和專利的報酬上升[1]，是以對東方的所得分配總效果並不確定，不過隨著工資上升，東方的絕對貧窮應該減少。

全球化如何影響西方及全球的所得分配

國際貿易及投資使西方的工資下降，同時使西方的資本、品牌、專利和科技的報酬上升（全球主要的品牌、專利和科技都在西方）。西方企業的產品可行銷更大的市場，也可透過投資東方雇用更多工人。西方的所得分配會惡化，更會出現「貧者越貧」（工人工資下降）及「富者越富」的現象。全球化對西方的所得分配的影響甚為惡劣。

從全球的視野出發，國際貿易和投資對世界所所得分配卻有兩種相反的影響：通過壓縮東西兩方的工資差距，全球所得分配應該改善，不過提高品牌、專利和科技的報酬，卻會使全球所得分配惡化。那一種影響較大，是個實證的問題。

全球貧富差距的變化

我們從經濟理論的角度論述國際貿易和投資對全球貧富差距的影響，不過經濟全球化祗是影響貧富差距變化的眾多因素的一個。在現實世界，其他因素的影響可能超過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是以我們需要具體探索全球貧富差距的變化。

探索全球收入不圴的變化，需要眾多國家大量住户入息的數據。經濟學者米蘭奴域 (Milanovic, 2012) 搜集了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住戶調查資料，計算全球人口收入不均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此系數大約高達0.7，遠高於任何－國的堅尼系數，這是因為全球的堅尼系數不單止反映一國之內的收入差距，也包括不同國家間的收入差距。分析發現，全球的貧富不均，三分之二來自國與國的差別，祗有三分之一來自國內的不均。

自歐洲工業革命後，全球的貧富差距長期上升，即西方日漸富裕，與東方的差距日益拉闊。不過最近十多年，全球收入不均首次下降，主要是有幾個人口眾多的窮國（包括中國、印度、印尼及巴西），通過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人均收入大幅上升，其中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脫貧，而印度亦有三億人脫貧。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的經驗說明，國際貿易和投資可幫助東方以億計的貧民脫貧，亦改善全球的貧富不均。窮國的改革開放，是經濟發展和減少全球貧富差距的最有效途徑（雷鼎鳴，2014）。

圖一顯示全球按百分等排列的所得分佈，其實質收入（以2005年購買力平價計算）在1988年至2008年間的變化。在此十年間，全球收入排名在5%至75%的人口（約四十餘億，佔全球人口七成，包括全球最窮的和中間大多數）實質收入都有所增加。排名在15%到65%的人口（約三十億，佔全球人口一半）的實質收入更大幅增加七成或以上，說明此期間窮國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十分成功。經濟全球化對改善窮國收入雖然成績亮麗，可是西方卻會因經濟全球化而出現貧富懸殊。圖一顯示，在1988至2008年，富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明顯擴大。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約五、六千萬人)，實質收入上升了約六成，全球最高的10%人口，實質收入也有明顯增加，可是全球收入排名在80%至90%的人口（約五億多人，多數是富國的中下收入階層），收入卻停滯甚至下降。

今天知識界對經濟全球化的論述相當負面，認為經濟全球化引致貧富懸殊，此論述其實十分錯誤。經濟全球化的確使富國內部出現兩極分化，可是使窮國得益，而窮國人口佔全球的大多數。知識界對經濟全球化的論述流於片面，其實反映知識界只關心國內（主要是富國之內）而非全球的福祉。富國之內的中下層階要面對窮國的競爭，其收入停滯不前甚至下降，成為西方嚴重的政治議題，至於經濟全球化使全球大部分人得益，卻非西方的關切。作為基督徒，我們的眼界應超越民族國家，更應關心全球的窮人，基督徒對經濟全球化的論述，不應被西方的眼界局限。

香港的處境

在上世紀的五十和六十年代，香港有大量來自難民和移民的廉價勞工，那時香港是東方的一部分。當年香港出口大量勞動力密集的產品，勞工的需求因出口猛增，香港在五十年代末已達到充分就業，工資開始上升，所得分配亦有所改善。隨著經濟迅速發展，香港祗用了一代人的時間便富裕起來，到八十年代便成為西方的成員。作為富裕地區，香港要面對東方廉價勞工的競爭。因為香港地緣與血緣與大陸十分接近，是以與其他西方的地區比較，香港面對的競爭更為激烈。香港的製造業比其他西方地區的製造業更容易外移（北上祗是一小時的旅程），香港的服務業也同樣面對內地的競爭（市民容易北上吃飯、唱卡啦OK、按摩等等），香港更需面對外勞壓力，包括非法勞工的壓力。經濟全球化對東方和西方的所得分配，恰恰有相反的影響。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所得分配便隨著製造業外移而不斷惡化。

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的經驗，與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十分相似，四小龍都是通過出口勞工密集的產品推動經濟發展。其所得分配同樣改善。在成功發展經濟之後，四小龍都通過投資把其低端製造業遷移到中國大陸或其他低工資地區，而在這個發展階段，四小龍的所得分配都出現惡化，總括而言，在經濟起飛的階段，經濟全球化推動所得上升，貧者差距減少，社會容易出現和諧和蒸蒸日上的面貌，可是在經濟成功起飛之後，經濟全球化卻容易帶來社會矛盾及紛爭。

自開埠以來，香港便是自由港，－向奉行零關稅和自由貿易，主流思潮亦十分開改。不過隨著香港成為富裕社會，香港非技術工人和低下階層面對的競爭壓力不斷上升。近年因為自由行旅客猛增和內地孕婦在港產子等等問題，排外和保護主義的思潮更以本土主義的形式興起。

筆者認為香港政府有責任擴充香港接待外來旅客的能力，亦要管理外來旅客做成的社會沖擊，不過狹隘的排外思潮並不可取。從香港的發展需要來看，閉關自守無疑是經濟自殺。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更不應挑起族群的仇恨和矛盾。信徒的視角應超越香港彈丸之地，關心全國乃至萬族萬邦。

金融全球化及全球金融危機

金螎市場的目的，是支援和配合實體經濟活動，不過金融市場容易出現泡沫和泡沫爆破的危機。每當金融市場出現泡沫和危機，金融活動便反客為主，主宰實體經濟活動。

金融市場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即金融產品的供應者（如發行股票的企業），對其產品的瞭解遠比小市民多。金融產品的結構十分複雜，小市民容易被誤導，再加上人類貪婪的本性，金融市場的泡沫和危機便重覆上演。新的金融產品不斷湧現，政府監管注定落後於新產品的發展。一國之內的金融監管已經十分困難，國際金融監管更是難上加難，在以國家民族為主體的政治結構下，國際金融的監管注定是低效和軟弱的，我們不能對國際金融監管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金融市場的運作，對明白複雜金融產品、有豐富投資經驗或者有靈通信息的人十分有利，而這些人往往是極少數。－般小投資者，能在金融市場獲得厚利的並不多。在1998至2008年，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實質收入上升了六成，部分是得益於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本質，也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提高了資本、技術和品牌的回報。

1989年柏林圍牆崩塌，是全球化向前大步邁進的里程碑。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卻是全球化的挫敗。在金融海嘯之後，國際資金流動、貿易及投資都萎縮。隨著各國政府加強監管，國際資金流動的障礙也相應上升。如果柏林圍牆倒塌標誌東方的開放，金融海嘯可能標誌西方的沒落。

在長遠而言，東方的經濟實力可能超過西方，不過全球化的過程相信仍會繼續，如先知但以理所言，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知理就必增長」（但12:4）。

參考書目

Milanovic, Branko, 2012.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by the Numbers: in History and Now”,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259,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eam, November.

雷鼎鳴，2014. 「怎樣降低全球貧富差距」，信報6月10日。

[1]傳統的赫克歇爾－奧林(Heckscher-Ohlin)模型，衹考慮勞動力及資本兩種生產要素。窮國的資本短缺，是以其報酬較富國的為高，國際貿易及投資應使窮國的資本的報酬下降。本文卻認為東方的改革開放應使窮國的資本的報酬上升，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東方對市場和企業有多種限制，壓抑資本的報酬和品牌及科技的報酬。改革開放使東方的企業能自由運作，應提高東方的資本、品牌和科技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