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大嶼」:「倒錢落海」×「倒沙成金」 信報 2019-04-09

「明日大嶼」:「倒錢落海」×「倒沙成金」

「明日大嶼」計劃公布以來,反對者認為該計劃成本高昂,是「倒錢落海」;贊成者則認為土地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賣地收入將會遠超填海的成本,計劃是「倒沙成金」。

發展局3月公布「明日大嶼」計劃的初步成本及土地收益估算,估計計劃的成本為6240億;土地收入方面,發展局引用香港測量師學會的估計,土地收益為一萬億左右,最保守也有七八千億,掏空庫房的說法不能成立。可是不少論者認為政府低估了成本及高估了收益,「倒錢落海」的論述在坊間依然流行。

早於去年11月7日,筆者與其他經濟學者一共38人曾發表聯合聲明,指出「明日大嶼」是符合社會成本及效益的上佳選擇:聲明指出就是按十分保守的地價估計,「明日大嶼」的賣地收入仍然超過工程的成本,與發展局的估算十分接近。

「倒錢落海」的論述聳人聽聞,甚至流於煽動民情的民粹政治操作,不過片面強調「倒沙成金」亦有盲點。政府增闢土地應該追求最大的社會利益而非追求最高的土地收入。政府不單要考慮增闢土地的財政成本和賣地收入,也要考慮整體社會成本(例如環境成本)和社會效益,包括可供應的公屋、社會設施、新增的經濟活動等等。

本文將仔細拆解「倒錢落海」論述對「明日大嶼」計劃的種種質疑,然後再從社會成本及利益的角度說明為何「明日大嶼」是上佳的選擇。

是否要大規模增闢土地?

在土地大辯論的過程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下稱「土供小組」)初時援引香港《2030+》研究中有關整體土地短缺約1200公頃的預測,不過後來小組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清楚說明,《香港2030+》的研究過於保守,香港需要的土地實際遠遠多於1200公頃。小組強調沒有單一增闢土地的選項能滿足土地短缺的問題,香港需要多管齊下推展各個短、中、長期的選項;包括發展棕地、農地,收回部分高爾夫球場,進行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等。土地大辯論的結果清楚說明,多管齊下增闢大量土地,是香港的客觀需要,也符合主流民意。

筆者過去多次反覆強調,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60平方呎,遠低於鄰近的大城市,可是《香港2030+》研究卻假定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到2030年都不會改善;如果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要提高到新加坡每人270平方呎的水平,香港的土地短缺便會超過1200公頃好幾倍。此外,政府要有土地儲備,才能夠加強收回私人土地的議價能力,不然只會給地產商牽着鼻子走,無法重奪我城發展的主導權。

雖然香港人口在2043年之後會緩慢減少,可是香港人口老化也需要興建新醫院、診所及數以百計的安老院,需要不少土地。況且到2046年,樓齡超過70年的私人房屋單位數量將多達33萬個,比現在多近300倍,要進行大規模重建。如果沒有大量額外土地安置舊區的人口,將無法進行重建工程,現時市區擠迫不堪及交通超負荷的情況無法改善。

發展農地、棕地是否比「明日大嶼」計劃更划算?

反對「明日大嶼」的人士認為,發展農地、棕地,成本比填海低,需要時間也較短;然而這些觀點都不符合事實。

政府收回新界農地發展,甲級農地的收購價每方呎為1350元,成本與填海相若;而乙級、丙級農地的收購價每方呎只需數百元,表面上遠比填海便宜。問題是,政府一旦把農地改劃成住宅地,每方呎土地的價值會上升至數千甚至一萬元,原業主自然會扭盡六壬爭取額外賠償,例如要求「原區安置」甚至「不遷不拆」。

以東北發展為例,政府須向棕地作業者提供新增的特惠津貼,並為原區居民提供「加強版」的特惠補償和安置安排,還要為受影響村民提供安置房屋,協助農民復耕及重置安老院舍,使收地的成本大幅提高。理論上,政府可以強制收地,不過會引發激烈抗爭,甚至要恢復回歸前的寮仔部或者出動防暴隊,這是否市民願見?

新界雖然有不少棕地,不過十分零散,難以大片規劃;政府也沒有閒置土地安置棕地上的貨櫃場或其他經濟作業。政府現時的計劃,是先重新規劃內河碼頭來安置零散棕地上的業者,在完成規劃後興建可以容納貨櫃車運作的多層大廈,然後遷徙及安置棕地上的經濟作業,所有步驟都要與數以千計的持份者討價還價,所需時間不會比建設人工島短,甚至更漫長,成本也會高昂。

新界東北發展,由2008年重新啟動規劃至預計2023年首批居民入伙,需時15年;比交椅洲人工島由今年研究到2032年首批入伙,需要13年時間更長。事實上,新界收地日益困難,來自發展商、居民及環保團體的反對聲音,令發展成本及周期不斷增加。以上的比較,說明無論從發展周期或發展成本出發,「明日大嶼」計劃是上佳選擇。

「明日大嶼」發展第三個核心商業區的爭論
按照政府的規劃,「明日大嶼」將提供4000萬平方呎甲級商業樓宇(約為中環商業樓宇面積的八成),成為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姚松炎及其他反對「明日大嶼」計劃的人士認為,按照香港《2030+》研究的估計,香港核心商業區的甲級寫字樓,至2041年短缺只是1100多萬平方呎,根本毋須供應多達4000萬平方呎的甲級商業樓宇。

不過,主持土地大辯論的土供小組多次強調,香港《2030+》研究的估計過於保守,香港需要的土地遠遠多於該研究的估計。香港的商業用地其實比住宅用地更短缺,近年辦公室、店舖的物業價格指數,漲幅遠超住宅物業,中環甲級商廈月租高達近200元一平方呎,企業不勝負擔。啟德商業區的土地已經全部出售,樓面地價每方呎接近2萬元的天價。要滿足香港自身的發展及香港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的需求,香港必須發展第三個核心商業區,提供足夠的商業用地,除了發展金融業,也要多元化地發展航運、貿易、專業服務、創新及科技事業,才能重燃我城年輕人的希望。

也有一些反對「明日大嶼」計劃的人士,認為香港應該把核心商業區域分散到新界,減少跨區就業,解決核心市區交通擠迫的問題;不過這個理想化的建議是知易行難。「明日大嶼」本身有五六十萬人口,不單接近中環,同時也接近計劃中的機場城市;容易滿足核心商業區域需要的規模效益及聚群效應;反觀新界東北及洪水橋兩個新市鎮,距離維港太遠,人口分別只有22萬及17萬,難以達到規模效益及聚群效應。此外,因為農地與棕地的業權分散,要大幅擴大兩個新市鎮的規模,也會十分困難。

「明日大嶼」成本收益估算是否合理

不少論者認為政府低估了成本及高估了收益。在成本方面,當局按2018年9月的工程價格計算成本,沒有考慮近年工程價格上漲速度遠超整體經濟的通貨膨脹。此外,近年不少超大型工程大幅超支,「明日大嶼」的成本恐怕高達1萬億。在土地收益方面,論者強調地價十分不穩定,一旦香港經濟不景,土地收入將會大幅下降。

朱凱廸、尹兆堅和姚松炎皆認為政府低估了「明日大嶼」的成本。他們強調政府向財委會申請公共工程撥款,是按付款日的價格(MOD)計算成本;「明日大嶼」到2025年才施工,屆時價格應該遠高於2018年。他們的質疑明顯是捉錯用神:「明日大嶼」的可行性研究尚未開始,根本無法估計施工的時間表,也無法按付款日的價格計算成本。當局所以發表粗略的初步估計,目的並非要求財委會撥款,目的僅僅在於說明「明日大嶼」不會掏空庫房;估算的成本及賣地收益同樣按現時價格計算,方便兩者比較,說明賣地收益足以彌補工程成本,釋除公眾的憂慮。

如果要勉強計算通脹的影響,按過去10年的經驗,香港建築工程投標價格指數上升約1.4倍,住宅物業價格指數更上升3.1倍;這樣推算將來的價格,「明日大嶼」計劃的土地價格上升的幅度將大幅拋離將來的建築成本,「明日大嶼」的賣地收入將會是工程成本的好幾倍!

其實過去10年,香港建築成本及物業價格飛漲,兩者皆是特殊現象而非常態,長此以往將會超越香港經濟的承擔能力,不可能長期持續。香港物業價格已經接近市民負擔的極限;香港建築成本已經是亞洲最高,全球排第二;過去10年,香港工程價格飛漲,超大型工程出現大幅超支,主要原因是有過多的超大型工程集中在這10年間一同上馬,超過香港建築業的負擔能力。

曾蔭權在2007年《施政報告》提出十大建設計劃,其後為了應付2008年爆發的金融海嘯,更以大型基建刺激經濟。在這政策背景下,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中環灣仔繞道、沙中線等項目皆迅速上馬,政府基建工程開支佔財政總開支的比例,也從2009/2010年度的9.4%大幅上升至2016/2017年度19.3%的高位。不過,隨着超大型工程相繼完成,此比例已經迅速下降至2018/2019年度的14.3%;香港的工程價格指數,也在2016年第三季到達頂峰後回落,至2018年第三季一共回落了4.2%。

展望未來15年,除了「明日大嶼」,香港並無其他超大型工程進行。近年香港建築業,在吸引年輕人入行及提高生產力(例如裝嵌預先建造組件的房屋)方面皆有一定成效。估計「明日大嶼」的工程不會超越香港建築業的負擔能力,超支的風險會大幅降低。

相對香港建築業的技術能力和經驗,「明日大嶼」計劃的工程並不特別困難。赤鱲角機場人工島的面積在第三跑道完成後將達1590公頃,超過「明日大嶼」填海1000公頃的規模。「明日大嶼」的配套基建包括橋樑、海底隧道和鐵路,皆為香港建築業熟習的項目。

「明日大嶼」6240億的興建費用,是香港2018年總產值(GDP)的21%,比例並非特別龐大: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玫瑰園計劃財政費用為1500億,是當年香港總產值的31%,比例遠遠超過「明日大嶼」計劃。未來香港政府財政每年能夠承擔約1000億元工程開支,「明日大嶼」的工程分開十多年進行,每年費用不過幾百億,不會造成過重的財政負擔。

社會成本及社會收益

如前所述,政府增闢土地,要考慮工程成本以外的社會成本(主要是對環境破壞的成本)及土地收入以外的其他社會收益。在成本方面,無論任何發展,皆會對自然環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世上並沒有完美的方案,在土地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取捨在所難免。我們難以把對環境的影響量化,不過現有方案已經在可行的範圍內,把對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

首先,中華白海豚很少在交椅洲和喜靈洲一帶出現;其次,人工島的設計,保留了大嶼山、坪洲、喜靈洲、周公島及交椅洲的原海岸線,減低對生態的影響。此外,現代非浚挖式填海技術有助保持水質,需要相對較少的填料,並減少工地穿梭的挖泥船數量。在填海工程進行前,政府也會進行嚴謹的環境影響評估,工程完成後也可以落實不同的補償措施。全新的人工島,也較容易按環保、低碳和智慧城市的標準整全規劃。

在社會效益方面,除了拍賣土地的收入,還要計算增建的公屋、社會設施、交通走廊及新增的經濟活動多種社會效益。「明日大嶼」將建造10萬到18萬個公營房屋;為簡單起見,我們採用中位數14萬個公屋作估計。

公營房屋有4類:出租公屋、綠置居、居屋、港人首置上車盤。政府未有公布4類房屋的比例,我們無法仔細估計每類房屋的成本效益,不過一個簡單、合理的推算,是公營房屋整體上可以自負盈虧(即出售公屋獲得的土地收入,可以抵償出租公屋的建築成本)。14萬個公營房屋單位,不會產生淨賣地收入,不過卻有巨大的社會效益。我們估計每個公營房屋單位的社會價值平均為300萬元(這是十分保守的推算,最近二手公營房屋的轉讓價大部分都遠超300萬元),14萬個單位的社會價值共4200億元,加上約1萬億元拍賣土地的收入,兩者合共14200億元。

此外,「明日大嶼」的交通配套提供港島前往機場及新界西的捷徑,能夠減輕三條過海隧道的負荷,疏導新界西與市區之間的交通,從而釋放新界西農地和棕地發展的潛力,社會效益不容忽視;再加上人工島創造20萬個就業職位的經濟效益、康樂運動和社區設施的社會效益,總社會效益相信高達2萬億。

過去10年,香港的財政盈餘每年平均接近900億,遠超新加坡的每年平均200億元。回歸後,政府增闢土地步伐緩慢,導致地價飛漲,賣地收入大幅超越增闢土地的成本,政府財政收入因此大幅增加,累積1.1萬多億的財政儲備,說明政府增闢土地的策略及財政政策實在過於保守。

部分論者擔憂「明日大嶼」會導致地價大幅下跌,恐怕政府會入不敷支,這其實是過慮。首先,測量師學會對土地收益的估計,是假定每平方呎住宅樓面地價為1萬元到1.2萬元左右,與最近啟德約1.7萬多元一平方呎的樓面地價比較,已經有三成多折讓。換言之,就是香港的樓價出現顯著調整,「明日大嶼」計劃賣地收入仍然超過建築成本。

其次,如果地價顯著下跌,打破地價只升不跌的神話,能夠降低香港經商的成本,增加香港的競爭力,刺激經濟增長,其實是大大的好事。雖然賣地收入下降,可是政府的稅收會隨着經濟活動蓬勃而增加。長遠而言,政府財政應該主要依賴稅收而非賣地。

最後,如果「明日大嶼」落成之日適逢地產市場超級低潮,政府可以增加土地儲備,待善價而沽;政府在新闢土地的市場有壟斷地位,毋須面對競爭,毋須急於賣地。政府不應該採用高地價政策,不過也不應該賤賣土地補貼地產商。政府土地房屋政策的目標,應該是提供足夠土地滿足社會需要,避免樓價瘋狂上漲;可以容許過高的地價出現適度調整,不過要避免製造大量負資產。

因為香港土地長期嚴重短缺,增闢土地的社會利益往往遠超其社會成本。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政府財政能夠承擔「明日大嶼」計劃的開支,賣地收入是否能夠完全彌補增闢土地的工程成本,不應該是首要考慮。

從追求最大社會利益的角度出發,政府應該增闢土地直至額外土地的邊際社會效益下降至剛剛能夠彌補增闢土地的邊際社會成本,首要考慮應該是社會利益而非賣地收入。

總括而言,人工島帶來的財政收入,單計算賣地已可回本,還未計算所產生的經濟活動的稅收,以及其他社會效益。工程費用可以攤分十多年進行,每年不過數百億;以香港政府的財力,應付計劃可說是綽綽有餘,就算出現一定超支,也有足夠的安全空間,保持香港公共財政的穩健。

綜合以上成本效益的考慮,「明日大嶼」明顯是上佳的選擇。

宋恩榮_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及亞太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宋恩榮 #時事評論 - 「明日大嶼」:「倒錢落海」×「倒沙成金」

香港經濟結構單一 難迎大灣區挑戰 產業政策為何似有還無? 香港01周報 2019-04-08

香港經濟結構單一 難迎大灣區挑戰 產業政策為何似有還無?

經濟結構未轉型——港府是「無能」,還是「無知」?

潮流興講「產業」,中共中央及國務院2月中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產業」一詞出現95次,與102次的「香港」比肩。事實上,特區政府最近十年已不時把「產業發展」掛在嘴邊,更揚言會推動「產業轉型」,可惜事與願違—說好的「產業政策」似有還無,結果「四大行業」穩踞本地生產總值(GDP)近六成,「六大優勢產業」則仍佔不足10%。究其原因何在?


金融服務業一直是本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資料圖片)


若問「何謂產業」,相信大多數人都似懂非懂,或以為其是「行業」的同義詞。簡單而言,「產業」是具有某種共同特性的「行業」之集合體,以航空產業為例,當中涵蓋飛機餐飲、維修、租賃及機艙服務等各行各業;至於「產業政策」,則指政府對土地、技術、勞動力、產品市場及資本市場等進行調控,實施諸如關稅、補貼、稅務優惠、研發補助、政府採購、設立工業區、特許經營權等等有序、連貫而全面的政策,以輔助特定產業發展,達致經濟結構轉型。



不過,對特區政府而言,「產業」似乎與「行業」無異。官方一直強調,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工商專業是「四大支柱行業」。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提出鞏固這四大支柱及發展六項優勢產業(文創、醫療、教育、創科、檢測及認證、環保),認為「只要政府在政策上適當扶持,(就可)解決業界面臨的發展障礙」。結果截至2016年,前者的GDP佔比僅由2008年的56.7%微跌至56.6%,後者雖由7.5%略升至8.9%,但仍佔不足一成,經濟結構未有顯著改變。


香港產業發展之難,不少專家歸咎癥結在於產業政策欠缺藍圖、力度不足,折騰十年,似有還無。

六項優勢產業當中,以表現最好的創意及文化產業為例,港府先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成立「創意香港」專責辦公室,再分兩次注資6億元成立「創意智優計劃」以輔助創企成立,又資助香港設計中心策動「設計創業培育計劃」等活動或獎項;另外,政府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拓內地市場。然而,琳瑯滿目的措施,能否與問題對焦、對文創產業又有多大幫助?其GDP佔比僅由2008年4%提升至2016年的4.5%,遠低於深圳的10%,而就業人口佔比也僅增加了0.2個百分點(2.15萬人)。


文化創意產業是六項優勢產業中發展最佳,但在GDP佔比中仍增加不多。圖為因虧損已結束的動漫基地。(資料圖片/政府新聞處)


「創意產業主要通過不同政府部門作項目撥款去推動,但項目多屬一次性,對產業並無長遠的投入,而撥款機制更出現官僚和僵化等問題,令撥款欠缺效益。」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陳瑞貞曾於2014年撰寫《政府無決心,創意產業難起飛》一文,點出文創產業政策效果不彰的關鍵。亞太藝術創意教育交流協會會長林桂光亦曾批評,「政府推動文化創意最大的殘障,是欠缺能力全面審視整個文化創意發展的生態及其需要」,不願成立跨部門專項政策局以全面統籌和規劃,導致「文化」、「創意」及「產業」在不同部門三分割裂,未能成形成器。


上例可見,對於產業政策,政府並非不作為,但亂無章法的作為,後果就似是無作為。歸根究柢,是政府不明白何謂產業政策,還是政府不願意推行更加積極有效的產業政策呢?

不需

「(回歸前)香港根本不需要產業政策。」嶺南大學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鄭國漢說。這句話正正點出產業政策未見實績的首個關鍵,導致港府慣了坐等發展。他形容香港「太幸運」,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及八十至九十年代,兩次經濟結構轉型,俱因國內外政治形勢或政策變動、時來運到地發生。例如,國共內戰前後,內地紡織服裝業大規模移植來港,至1950年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重創本港轉口貿易,正好從根本上把轉口服務型經濟改變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經濟。鄭國漢笑言,「(轉口)貿易機會少了,我們(企業家)就找出路……我也做過玩具業、串膠花。」


鄭國漢認為,回歸前社會太滿足於現狀,根本沒有洞察力要制訂長遠產業政策。(歐嘉樂攝)


至七十年代爆發世界石油危機,全球貿易需求放緩,幸而另一道門再為香港打開—內地的「改革開放」。「我們在想怎樣提升、升級;與此同時,大陸開門了,一開門大家覺得不需要(升級)啦!將原本的(工業)搬入去不就可以了,不用改變。」鄭國漢續說,即使工業在香港已沒有生存空間,但內地生產成本低廉,使本港的製造業放棄升級,改為大規模北移,「他們不只重生,規模亦更大。」加上內地出口擴張、資金南下,香港經濟又再順勢變回以轉口及服務出口為主的結構。

鄭國漢直言,當時社會太滿足於現狀,根本沒有洞察力要制訂長遠產業政策,為未來經濟形勢轉變及早籌謀;然而,外地政府都會提早預測危險或機遇,主動擬定發展方向及政策目標,而非被動放任地等讓行業優勝劣敗。他以1965年才建國的新加坡為例,認為當地不及香港幸運,沒有先天的經濟環境,唯有自己升級,「升級是痛苦的,需要勒緊褲帶投資,甚至有風險。如同父母節食,讓子女讀書,捱一下苦,但有希望。」1979年,新加坡提出「第二次工業革命」,銳意把新加坡建成以機械、外貿、運輸、服務及旅遊等五大產業為主體的現代工業國,並輔以一系列產業政策,包括大幅提升工人薪酬、為高科技工業提供優惠、推出科研雙重扣稅方案;至八十年代初期,當地GDP平均每年增長已達8.5%。


香港連續25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經濟體」。(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殖民時期的發展順遂,導致香港欠缺危機意識、不擅未雨綢繆,至1997年主權回歸後,以公務員為主導的特區政府,對產業發展的思維自也繼續與港英政府一脈相承。鄭國漢舉例指,首任特首董建華原欲開拓創科產業,但惹來社會質疑,擔心若發展不擅長的產業,或會為香港帶來虧損,「財政官員曾在內部說過,要搞科技創新轉型,最多只會投資50億元,不成功就不成功。」結果,1998年政府首設50億元創科基金,隔了17年後,基金才於2015年再獲注資50億元。「這是荒唐的想法!假如經濟轉型的成本只是50億元,那不是太簡單了嗎?」鄭國漢無奈地道。


不要

有別於鄭國漢從社會發展形勢的分析,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民主思路理事宋恩榮,則從港英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施政方針切入,解釋當今政府的產業政策思維是怎樣形成的。「基本上,一直都是積極不干預政策。」宋恩榮說,港英政府相信市場分配,故不需要推行產業政策,也沒有制訂長遠目標,只任由市場自由競爭,從而維持社會穩定。

1980年,全球經濟受福利國家與社會主義計劃思想影響,傾向認同干預政策,時任財政司夏鼎基遂把經濟政策原則由「自由放任」修訂為「積極不干預」,以抵擋要求政府出手的壓力。這條容不下「政策干預」的鐵律,連續25年把香港捧上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的「最自由經濟體」,但也導致政府過度依賴市場,忽視自己在經濟發展上的必要角色,更遑論積極推行產業政策。


宋恩榮認為,特區政府沒有野心推行產業政策。(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1989年至1997年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英國經濟學家顧汝德,曾於著作《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中,形容自由放任政策「扮演了限制特權階級獲取國家資源和充滿倫理色彩的角色」。然而,正正因為這種「不干預」,變相放任財團坐大,導致資源分配更加不均、經濟結構更難轉型、貧富懸殊更趨嚴重。宋恩榮認為,由於社會結構固化、深層矛盾複雜,即使香港回歸,特區政府也沒有野心推行產業政策了。

歷經1997年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肆虐,深層次矛盾漸現,加上珠三角地區產業升級,香港經濟面臨轉型挑戰,曾蔭權遂於2006年改以「大市場小政府」為經濟原則,但他強調,當局只會在「小政府」的規限下配合市場需要,而且不會干預任何私營界別可以自行處理的事;政策思維如此,難怪「六大產業」政策不全、似有還無,甚至被揶揄是「即興的發展策略」。至2012年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無可否認,主張「適度有為」的他,的確比往屆政府更積極以政策介入市場,然而,他狹隘地以為產業化必然會影響服務質素,甫上任便將教育及醫療剔出「六大產業」之列;兩任首長竟對同一產業有南轅北轍的看法,亦難怪產業政策缺乏可持續性。



宋恩榮說,對香港而言,要做整全的經濟規劃並非易事。(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依賴商界盲從業界——弱勢政府不敢做不敢為

不敢

「我們唯一的發展藍圖,是基建及城市規劃,而非經濟發展。內地一直都有,因為是『計劃經濟』。大灣區要搞藍圖,(是)好頭痛的問題。香港政府如何come up with(提出)一個藍圖?1842年到現在,百幾兩百年,香港沒有這回事。政府(收支)有《財政預算案》,土地規劃來自《香港2030+》,(至於)經濟規劃?這麼多年都沒有。」宋恩榮坦言,要做整全的經濟規劃並非易事,「試想像,政府要設立一個委員會,涵蓋各行各業,集思廣益規劃未來五年、十年……得出一個vision(願景)後,有沒有follow up action(跟進措施)去實行?誰負責去實行呢?」


事實上,歷任特首都慣於成立諮詢委員會,為經濟發展問題「把脈」。這套沿襲港英政府的「行政吸納政治」,把商界精英納入行政機構,藉此賦予統治階級合法性。不過,時至今日,這些諮詢架構的效果漸漸式微,與經濟發展及產業政策攸關的就更加欠奉。

董建華曾於1998年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又特設「國際顧問委員會」,謀劃長遠發展;後者14名非官守成員全部由國際知名企業的領袖出任,包括摩托羅拉、德意志銀行、滙豐控股、豐田汽車、蜆殼集團及聯邦儲備局等等,惟每年僅召開一次會議,且未有公布任何成果。曾蔭權上場後,將約70至150人的「策發會」視為最重要的諮詢組織,當中有近半非官守成員來自工商界;至2008年底,因應金融海嘯挑戰,他又特邀10位知名人士組成「經濟機遇委員會」,其中8人屬商界,該會建議發展「六大產業」後並無後續,即告解散。


經濟發展委員會5年任期內,全面產業政策無影,經濟結構亦無大轉變。(資料圖片)


梁振英任內的「經濟發展委員會」,是首個針對產業發展而成立的高層次、跨部門組織,銳意針對航運,旅遊,專業服務,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等,制訂全面產業政策,而22名非官守成員中,有18人是工商界代表。委員會曾經促使當局成立民航訓練學院、全面評估本港旅遊承接力、擴大創新及科技基金的資助範圍、額外注資電影發展基金,以及擴建會議展覽中心等等;不過,有關措施與「全面產業政策」有一定落差,被指「不痛不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梁振英曾引述經委會稱,「香港的經濟發展充滿機遇,政府必須配合業界的發展需要」。然而,如果政府只是追着業界跑,即「配合」而非「引領」產業發展,就能突破目前經濟困局嗎?2013年以經濟學家身份加入經委會的鄭國漢坦言,「我們只係建議,究竟落實幾多,能否落實都要視乎政府」,故實際上難以為社會帶來驚喜;但他強調,已落實的措施有正面影響。


鄭國漢強調,政府必須在決定採取什麽政策後向人民解釋,說好自己的論述。(歐嘉樂攝)


「產業政策(的推行),需要一個強勢政府。」鄭國漢指出,若要推動產業政策,政府的決心及能力缺一不可,強勢政府會義無反顧,弱勢政府則面臨諸多阻滯,「我們體制內太多內耗,沒有共識向前。歷屆特區政府都是弱政府,沒有強政府。」宋恩榮也認同,行政立法關係緊張,政府認受性低,「如果要高瞻遠足、發展高風險行業、提供合適政策,困難度更高。」

無獨有偶,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也成立高層次的諮詢組織「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取代「經濟發展委員會」及「策略發展委員會」,並同樣以產業發展為重點之一,而36名非官方成員中亦不乏曾任上述委員會的工商界「舊面孔」。「改名不換臉」的委員會,就能提出比以前更有序、連貫而全面的產業政策?自詡「好打得」的林鄭政府,就會比前朝政府更加敢作敢為敢推動?對於顧問團的成效,宋恩榮笑言,「好多嘢未成熟,沒有客觀環境。(諮詢組織)可以提很多vision。但除咗死了好多棵樹(指開會耗費紙張),有什麼用途呢?不知道。」


林鄭月娥上任後,成立高層次的諮詢組織「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資料圖片)


「香港的結構轉型,特別是根本性的轉變,不可能由本地市場因素推動。而即使在產業部門之內的調整,香港亦缺乏技術和組織創新能力來推動。而在外力不可得的情況下,香港若要從目前結構轉型困難中脫拔出來,要達成結構的良性轉型,唯一的方法是從政府政策入手,用政府的政策資源來掌握外部和內部的市場機會。」早於2003年,曾任世界銀行顧問、現任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已經發表論文《結構轉型與香港的產業政策》,力諫當局應該積極作為、帶動產業發展,「這要求特區政府從政策方向、原則和具體方法上,有一個根本性的更新轉變。」

事隔16年,該變的,似乎仍然未有大變,不該變的,卻在慢慢改變。


節錄自第15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8日)《香港經濟結構單一 難迎大灣區挑戰 產業政策為何似有還無?》。

去激進化勢成 溫和政治抬頭 明報 2019-04-01

去激進化勢成 溫和政治抬頭


【明報文章】立法會補選參選人被DQ(取消資格)、香港民族黨被取締、馬凱簽證續期被拒,一連串政治爭議觸發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一國兩制之際,泛民在九龍西補選連吃兩場敗仗,七一、元旦遊行人數下跌,連外媒也質疑「港獨」前景。有人歸咎選舉策略失當,有人斷言社會氣氛冷淡,有人訴諸寒蟬效應逼壓,卻甚少人願意承認另一種更符合現實的解釋:市民意識到激進主義難成出路,所以民心轉向令溫和政治抬頭。本文將利用民意調查數據,分析政治版圖在最近一年半的演變。


非建制派流失40萬人
自2017年中起,民主思路每半年以隨機抽樣電話調查,客觀評價一國兩制概况,至今共進行了4輪民調。圖1顯示第一輪(2017年中)、上一輪(2018年中)和今輪(2018年底)調查中香港市民的政治傾向。溫和派為最大組別(60%上下),即自認為「中間派」和「沒有政治傾向」的市民;自認為非建制派則排第二(少於30%),包括「民主派」及「其他非建制派」(主要為本土派和自決派);建制派佔比最少(12%以下)。

從2017年中至2018年底,溫和派及建制派所佔人口比例均有增長,而非建制派則下降。按人口比例計算,溫和派增加5.8個百分點,由58.4%升至64.2%;建制派增加1.3個百分點,由10%升至11.3%;非建制派共減少6.5個百分點,由28.2%降至21.7%。非建制派支持者中,民主派減少4.4個百分點,由21%跌至16.6%;其他非建制派減少2.1個百分點,由7.2%下跌至5.1%。此趨勢意味着去激進化與溫和政治的急速興起,在2018年下半年更進一步轉急。

以上分佈可根據香港成年人口轉換成絕對值。2018年中,18歲或以上人口為6,099,900(不包括外傭),表示屬溫和派及建制派陣營分別大概添加33.5萬人和7.9萬人,非建制派則大概流失40.3萬人。非建制派組別中,民主派大概流失27.4萬人,而其他非建制派大概流失12.8萬人。過去一年半,大批非建制派支持者轉投溫和派及建制派,符合最近的補選結果,亦呼應社會撕裂漸趨改善的普遍印象。

港大民研數據證實去激進化

限於我們只進行了4輪調查,觀測點尚少,未足以證明這股去激進化趨勢是否達統計上顯著水平。不過,港大民研從2016年10月下旬起,每兩星期統計有關政治傾向的數據,至2018年12月已累積55次,足以檢驗各個派別的變化趨勢。

圖2為港大民研的調查,大約一半受訪者選擇「傾向中間派」或「沒有政治取態」,大約30%受訪者「傾向民主派」,15%或以下受訪者「傾向建制派」。以上三者分別對應民主思路的「溫和派」、「非建制派」和「建制派」,分佈如出一轍:「中間派」佔最多,其次為「民主派」,最後為「建制派」。

我們以此計算最匹配各個派別所佔人口比例的3組線性趨勢。統計分析證實,中間派呈上升趨勢,相當於每年增長1.4個百分點,而民主派則呈下降趨勢,相當於每年流失1.6個百分點。兩者升跌幅均達統計上顯著水平,與我們所得的趨勢脗合。不過在港大民研調查中,建制派的變化未見達到統計上顯著水平的明顯趨勢。

逾10萬青年摒棄本土自決派

我們的調查進一步探討青年(18至29歲)的政治傾向變化。4輪民調中,溫和派的比例大幅增加15.6個百分點,由50.8%升至66.4%;非建制派減少14.4個百分點,由44.1%降至29.7%。非建制派支持者中,民主派由22.6%微降至19.6%,其他非建制派由21.5%降至10.1%,減少至不足原來的一半。按絕對人數而言,溫和派添加15.4萬青年支持者,而非建制派流失14.3萬青年支持者。雖然相關變化只有在2018年下半年較大(從第三輪到第四輪調查),未宜太早定論,不過本土派和自決派的驟降,仍值得繼續注意。

無論是民主思路抑或港大民研的調查,非建制派支持者比例一直少於40%,建制派更不足20%,似乎與歷屆選舉中兩者的得票率差距甚遠。其實,大部分市民皆不參與投票,甚至不是選民,而不熱中於發聲的市民,相信更有機會屬於溫和派,所以選舉結果未必能反映香港真實的政治版圖。所謂泛民建制的「六四比」是由於政治兩極化所致,還要受投票意欲、政綱議題、競選策略、個人魅力等因素影響,歷史已證明「黃金比例」並非牢不可破。政治板塊移動影響深遠,去激進化與溫和政治在最近一年半急速興起,足以左右泛民建制對壘的結果。假如將來有代表溫和派的候選人出現,可能會再次顛覆傳統的政治格局。




作者宋恩榮是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研究)、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學智是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副研究員